创意写作学的“中国再出发”

——葛红兵访谈录

◎葛红兵 马 兵

摘 要：近二十年来国内的创意经济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提升以及国家战略的调整，推动着创意写作学科在中国的落地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创意写作不断调整、改变原传统中文系以培养阅读者为目的思维，面向创意产业培养原创性实用人才。以“创意阅读”的教学教法为例，创意写作侧重对文本背景、人物、情节的作者视角的创造性解读。由此，创意写作学科主张人人能表达、人人能写作的观念，强调对人进行平等的创意赋权，在此基础上建构高校、城市、社会与国家不同层次的创意策略，从而在微观及宏观双重意义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文科建构可能。创意写作学科在中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引进到创新、从教育到产业事业联结等过程，葛红兵教授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建构者、见证者的角色。在访谈中，葛红兵教授溯本清源式地再思了创意写作学科的学科背景、基础原理、实践本质、未来发展的方向等问题，在提出创意写作学科引进发展观、中国化发展观二阶段发展观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传承发展”的发展观，同时也指出了学科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将会遇到的挑战。

关键词：创意写作学；创意本体论; 本土化；新文科

葛红兵，学者、新生代作家、批评家；现任上海大学教授（二级），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管委会主任、上海大学与中国作协所属机构联合创办中国创意写作中心主任，学科带头人；兼任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协会会长、上海市写作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等。主要从事创意写作理论研究与创作，理论代表作有《文学史学》《小说类型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身体政治》《创意写作学理论》等，小说代表作有《未来战士三部曲》《沙床》《财道》《明朝书生》等。本次访谈围绕中国创意写作学科的创生背景、重要特征与未来展望等问题展开，探讨了创意写作学科在微观和宏观两个维度对个人与国家的影响，以期在对话中呈现当前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领域的若干动态。

一、传统与新兴的对话——创意写作学科建构

马兵：今年上海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成立大会上，你提出“中国创意写作学再出发”的概念，请问这是基于什么情境提出的？

葛红兵：从2009年上海大学创建中国第一个创意写作研究机构、复旦大学开办中国第一个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培养点开始，中国创意写作学科的创生和发展已经经历了十余年时间。十多年来，中国创意写作学科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处理理论与实践、艺术与市场等关系方面都是有欠缺的，主要是没有处理好自主与拿来的关系。进入新时代，中国创意写作学科应该在建构中国特色创意写作学理论、开创中国特色创意写作实践道路方面走更加独立自主、更加富有创造性建树的道路。2012年的时候，我提出中国创意写作学科要通过引进进行创生发展，之后，我在大约2017年的时候提出中国化发展学科发展观问题。“再出发”是指创意写作获得中国认可之后，要传承发展、中西互鉴发展，要在中西文明互鉴、中华文明传承、中国文化自信的层面上，建构中国创意写作学科传统文化、传统学科、传统话语三传承合法性——所以，我提出一个传承发展观的问题，中国特色创意写作知识理论话语及其体系的建构问题。它不能仅仅是外来的，还应该是传统传承的。

马兵：这是您提到的“创意写作学中国再出发”的国际对标背景，那么它的国内背景呢？

葛红兵：创意写作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二十年来中国创意产业、文化产业渐好的发展态势。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生产体制落后的问题日渐得到解决，文化创意产业逐步获得了战略产业、支柱产业的地位。与之相对应的是，新世纪以来，一批学者将文化产业化的观念带回了中国。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改革对外开放达到新的水平。在2010年前后，国内的电影产值迅速发展，其他各个创意产业行业都是如此，游戏、广告、出版等等。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国内的文化产业化得到了大力发展，文化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跃升，为中国创意写作学科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背景支撑。

国家战略的恰逢其时也为创意写作学科提供了重要的契机。新时代以后，我们国家提出了文化强国的战略，这对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国内的创意写作学科顺势发展。今天，上海大学已经发展成为了中国创意写作本科、硕士、博士系统课程创设单位，出版“上海大学创意写作丛书”三辑，专著、译著、编著等数量全国高校第一，并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培养了一批活跃新军。除上海大学外，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结合地方文化资源，探索创意写作的学科课程体系。我在2015年创办了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大会，如今这个大会在中国已经经历7届，参会中国机构去年已经有300多家，最高峰是500多家，参会人数线上线下结合是3000多人。目前国内每年创意写作学科论文，直接以“创意写作”为主题词的有接近400篇，累积文献数量已经超过5000余篇（部），从机构数、参与学者数、年度增量及增速等角度来看，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创意写作学科文献贡献国，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发展；如今，我们有了中国创意写作学会筹委会，有了中国创意写作大会，有了中国报告文学学者创意写作分会，有了中国中小学创意写作联盟等，这些组织和平台，是创意写作学科发展并被认可的见证。

马兵：创意写作学是研究人类写作行为的科学。但是，如果细究，我们会发现写作行为早在东方的先秦时期，西方的柏拉图时期就已经有了。既然写作行为自文明史以来就有，“创意写作”的“新”究竟体现在哪里？

葛红兵：之前的文学学科是从阅读者立场出发的、以培养专业或者娴熟的读者为目的的学科，无论是文学史、作品选读还是文艺理论等，都是从读者角度生发的。高校教育系统中一直欠缺作者角度的文学学科，甚至中国高校也因此欠缺创意教育，认为文科不能培养语言创作人才，不能培养创意人才。没有一个注重创意性人才的培养和人的创意素质提升的学科，这是让人感到缺憾的。

创意写作学科倡导进行中文学科改革，让中文系完成从单纯地培养阅读者到培养创意人才的思想教育体系转变。创意写作学科在中国诞生之初，就被视作“以创意思维养成为目标，以写作为呈现手段，面向创意产业，培养创意产业原创从业人才及创意事业服务人才的学科。”其目的在于创意思维养成，而非阅读、语言习得。写作能力的习得，带来了一系列的概念创生，创意写作学对文学的本体论认识进行了重新定义，创意阅读方面探索了从“读—解关系”关系到“读—写关系”认识文本的可能性。原本读者角度的本体论认识，如反映论、表现论等不再适用于创意写作学科，因此，创意本体论的思维体系应运而生，主张从作者的角度无中生有地创造一个语言的世界。在创意写作学看来，创作主体是通过创意实践来实现自我为创作者的。要想教会一头小象去吃树叶，就必须喊一头大象过来教学。创意写作学科将作家与工坊引入高校，将之视为经典的教学方法，将作家教学引入高校，正是意图让学生摆脱传统课堂“教室单向传送，学生单向接受”的知识学习和被标准化考试评估的成规束缚，得到一个拥有作为创意创作者意识的机会。

二、从读解到读写——创造性主体的生成

马兵：作为一种教学法，创意写作工坊可以帮助成员激发潜在的创意能力，克服写作障碍。与之相对应的，创意写作学科渐渐发展出一些新的方法论，比如创意阅读。创意阅读的主要方法是一种作者本位的细读，这和我们以前传统的文本细读有什么区别吗？

葛红兵：传统中文学科的教学是读者本位的，目的是希望读者可以从作者和文本中习得知识。这类阅读的背后是“理解”，读者实际上是接收者、解释者、阐释者，所以中文学科发展出了接受美学、阐释学等学科。“创意阅读”的核心观点是，阅读的主体变成了作者，阅读的目的不再是理解文本，而是侧重于创作文本能力的培养。可以说，创意阅读是作者视角的细读。

创意阅读从“背景”“人物”“情节”三个层次分析文本。相较于传统的文本细读而言，创意阅读关注其世界建构过程，分析世界欠缺；聚焦于分析人物设置，引导阅读者思考人物性格特征等设计过程；情节由动作构成的序列进行，分析文本中人物的动作序列是否是一步步带着矛盾往上激化。这种分析方法，带来了我们整个阅读方式的变革。

马兵：创意写作学将自己奠基在新的本体论上，我们已然可以通过这一点窥见创意写作学的崭新气象。对于传统写作学而言，创意写作学无疑是带来了一场革命。能否请您为我们具体分析创意写作学的革命性何在？

葛红兵：创意写作学的革命性，大致可以分为四点作答。

首先，人自我创造、自我奠基，创意是人的本质性活动。创意写作学认为，人的本质是“创意实践”，而写作是事关这一本质的人的根本性活动。创意写作学是“创意本体论的写作学”，就必须与非创意的写作学、作文学进行区别。创意写作学把人认定为创造者，就是要把创意创造的权能从上帝手里拿回来。如此一来，创意写作学就获得了一个力量：让人的“言”具有和上帝一样的创造者法力，人通过语言锻造自己，创造自己。在高校教育领域，创意写作学要把创造的权能交给学生。其次，写作是人的本质性活动实现的最重要的形式。因而，写作对于人来说，是一种自我生成的过程论活动。人通过写作，通过自己的“言”，证明自己是有本质性创造能力的创造体。而写作活动，是这种创造体生成的活动之一，所以创意写作都是生成论的，创造本质不是一种绝对本质，是一种动态的生成论的本质观。第三，创意写作学科将创造性的活动理解成人的本意的、本体的创意动机。因此，人人能写作，人人需要写作（这是创意写作的基本性原理）。如果没有进行创造性活动，那人就没有活在自己的本质上。当然，大部分的人是活在非本质上的，停留于柴米油盐等物质活动上。人时刻想成为自己的本质，但又时刻活在非本质的层面，这是人的痛苦。第四，创意写作学科不是作文学，是生成论、过程论的创作学。在传统文学理论中，学者普遍把创作当反映、表现。现在，我们不首先关心这些成品作品的解读还原问题，而是集中精力关心它是怎么被创作或者生产、生成的。

马兵：作为一门强理论学科，创意写作学不是经验之学，要加强“人人可以写作，但写作能力需要培养”等基础原理的研究，建构自己逻辑自洽的理论话语体系。如何从微观角度去理解创意写作学论述模型？

葛红兵：微观层面上，创意写作学科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以解决怎么写，写什么，怎么上市出售，怎么得到报酬，写得好坏怎么区分（不是已经成品的作品的好坏），个人怎么提升写作能力等，这些都是问题。人天赋写作权能，但是，真正进入到写作却需要动机激发、需要技能训练，需要社会提供公平的写作产业机制制度支撑等。微观层面，我们就是要去解决这些问题。

人人都会表达、写作，这样就产生了两种微观创意写作学的思路：一种将写作视为创意活动，本体上我们就具备写作能力，天赋我们会创意。一种是这种活动在后天依然有着训练的价值。毫无疑问，这两种思路是可以结合的。在微观创意写作学的主体论部分，关于微观写作学具体的训练部分，我们生成了创意阅读。在写作工作坊里，成员用作家身份去细读，以发现文本的创作生成过程，最后形成自己的创造能力。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欧美国家，不同学校的培养方案、理念都是不同的。以上海大学为例，我们的写作工作坊坚信“训练论”。在我们看来，既然创意活动是人的本质性活动，那么工作坊训练的目的应该是，通过训练将成员训练回其本身天赋的创意能力中去。因此，心理学的潜能激发概念，在创意写作学科里也是非常重要的。

马兵：文化产业在中国遍地生花的今天，文学已经被时代巨流裹挟而入，创意写作学科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是否会发挥它自身的重要作用？如何从宏观角度去理解创意写作学论述模型？

葛红兵：微观创意写作是让个人成为写作者，成为一个活在本体性活动上的人。宏观创意写作学是在国家、社会层面上，研究如何提升全民写作能力，并促进写作能力的释放，研究如何提高、解放创作生产力。创意写作不仅仅要提创造之人，还要提创造之国。打造创意人才，打造创意国家。这是创意写作的立场之一。

第一，创意写作学科要研究创意国家战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达国家经济开始向创意经济转型，部分国家将创意上升到战略高度，制定了“创意国家”战略。因此，研究创意国家战略在欧洲的兴起、美国的实施、再向亚洲的扩散等信息，以及思考未来中国的应对，成了必要之举。目前，在创意国家战略方面，我们学科也有了一些论文。第二，创意写作学科要研究创意产业。迄今为止，汉语世界关于创意产业的研究还是在起步阶段。我们要研究文学产业，研究国家的产业政策，要去积极影响国家产业政策。如今的文学产业、稿费制度、版税制度等，都需要进一步的改革，以利好创意产业的发展。写作是一种文化生产，它处于多数文化生产的上游，写作真正跟文化产业提供的流通物是“创意”，它本生产为文本、纸质的电子的文本直接销售，之后会出现衍生，如改编成影视动漫游戏等，国家需要激励上游原创，激发个人创作能力的释放，提高创作生产力，建立创意国家等。第三，文学是公共文化事业。长期以来，受苏联模式影响，我们把文学当作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我们需要改变传统的社会学视角的文本体系，引进西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流行的文化公共服务的观念。比如，给社区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在社区进行文学讲座、阅读写作培训，设立社区写作工作坊等。目前我们在这个方面比较欠缺，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也少。第四，我们需要培养一批创意阶层人群。创意写作学科是一门培养创造性能力的学科。在美国，创意写作学科推动了美国思想的国家化以及其文化的世界领军地位的建造。这一路径，在中国同样适用。如果未来中国真的能够接受这个学科，让中国的一本高校都能够开设创意写作学科，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人文艺术类的创作者就会大量产生，进而产生创意阶层。当然这个阶层现在就有，只是数量很少。创意阶层的崛起，将会补齐中国现代化建设一个短板。

马兵：创意写作学拥有自己的本质论观点及其体系。其中，创意写作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是，“人人能写作”。但现实生活中并非每个人都成了写作者，您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

葛红兵：我们的确看到并不是每个人都成了写作者，这是人的本体性能力并没有被体现出来的烦恼——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超乎于创意写作学本身的范围，大概可以把它归到经济学社会分工理论的研究范围了。

人人能写作，就像人人能种地，但是，写作的能力和效率的确有区别。在社会分工中，就的确出现了有些人选择写作职业、有些人选择其他职业的比较效益选择的问题。在一个理想的状态下，个人选择和国家激励，到底应该怎么调节呢？之前，创意写作学是不研究这些的，但是现在，我们研究创意国家战略（政策）对写作者行为的影响。英美创意产业目前占全国总产值33% 左右，如果其中的原文稿产值占5-10%，那么一个国家真正从事创写产业的人大概是1.5%-3%，创意写作学科就为这部分人服务。Brandon Sanderson在杨百翰大学教书，他介绍自己课堂上有二十分之一的人，成了专业作家。他的课堂是阶梯教室的大课堂，选课者有愣头青，也有耄耋老人。Brandon Sanderson实际教出的作家比例，和我们上面估计的1.5%-3%相比高了差不多一倍。原因何在？选他课的人，本身就经历过了自然筛选——这样看，两者能互相印证。所以，创意写作学科最终是为1.5%-3%的学生服务的。但是，我们的基础服务要扩大20倍，也就是说，我们要为30%-60%左右的人服务，这不仅仅说的是他们中将来有多少人成为专门的创作者，而是说全民需要写作训练，这是一项全民基础素质技能。

三、前瞻未来：创意写作与数字时代的交汇

马兵：创意写作学科自爱荷华大学诞生至今，已经有了百余年的历史。这是一个艰难的没有终点的发展过程，需要创意写作学学者时刻保持警惕，在时代的交汇路口找准时机，调整发展方向。那么，今天的创意写作学科面临哪些挑战？

葛红兵：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今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创意写作学科也在科技与时代发展的浪潮下，面临着新的挑战。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二是短视频发展对传统的以文本写作为主的创意写作学科带来的挑战。

在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今天，思考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并进行辅助创作，已经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目前，人工智能辅助写作软件基本上还是把自己限定在辅助写作上，而不是试图取代写作者，成为创作主体，直接创作。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用chatgpt写作，其作文水平已经相当于普通人的90分左右的水平。那么，机器人作家的诞生看来将会成为必然，而且不会太遥远。未来，人工智能是否会颠覆创意写作学科？机器人作家的作品著作权如何界定？利用写作软件创作的人类作家作品是否同样需要标注？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短视频时代的到来，同样为创意写作学科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以阅文集团为例，其网络文学文本阅读的产业收入已经进入到瓶颈期，后来调整发展战略，推动网络文学朝IP储备的方向发展。可以说，他们是最早意识到文学产业被视频冲击的。在我看来，越是在这个时期，越要加强对原文稿创作的重视程度。我们也可以看到，早在2018年，中国作家协会创立了影视文学专委会，专门推动文学和影视的结合。在这个方面，创意写作学科落后于中国作家协会。未来，创意写作学科还要加强对视频、影视领域发展的重视程度，以面临短视频对创意写作学科的冲击。

马兵：作为中国大陆创意写作学科创始人，您经历了中国创意写作学科从无到有的全过程，并对学科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20世纪20年代，又是一个新的启航，您对学科的未来有何憧憬？

葛红兵：创意写作学科在中国、全世界，都还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之中，远没有达到成熟的程度。近几年，我们慢慢在各个方向都有了硕博的论文，在创意写作产业研究、创意写作公共文化视野，美国创意写作史，欧洲创意写作史等方向也渐渐有了突破与成果。

在我们的理想状态中，未来创意写作学科服务的对象应该占据全国高校一半以上的学生。我坚信，未来的文化创意产业有很大的发展。我也坚信，未来中国创意写作学科会成为高校的骨干学科。如果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么文化生产力的推动，就主要靠创意写作学科在高校的开花。

葛红兵与文学批评新路径：

一种异质性学术探索

◎马 兵

摘 要：葛红兵是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的批评家、理论家，是大陆创意写作学科创始人。其思想视野开阔,思维敏捷并富有前瞻性，致力于学术边界的探索，有大量原创性理论贡献。从葛红兵三十余年文学的批评创作及理论工作体现出的反叛、创新特点出发，可以把握其文学批评的主要思想内容,揭示其对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贡献；从历史视角与当代定位、多元理论视角的交汇与碰撞、作家学者身份的同情式解读三个部分论述葛红兵异质性的学术批评内容，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位评论家、理论家。

20世纪以来，西方文艺理论的引介加速了大陆学术界的发展。经百年学术积淀，大陆学术界步入成熟但原创性匮乏、传统缺失及实践脱节的问题犹存。正如谢有顺所说，“在如何面对新的文学力量崛起这一现实面前，批评界不仅存在审美知识失效的状况，也有因思想贫乏而无力阐释新作品的困境。”^①由此而论，研究葛红兵这样一位充满反叛姿态和创新精神的学者，对当今文艺理论史及思想状况的重构与反思是有很高价值的。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投身“中国当代小说理论与批评”“文学史学研究”领域^②等起，葛红兵一直以锐利果敢的探索者姿态示人。他以历史化的逻辑视角、锐利的理论精神与切身的作家共情，不断尝试突破批评的边际，为当代文学研究注入活水。三十余年以来，他的学术探索从文学史学研究延伸至身体政治理论研究、小说类型学，直到今天的创意写作理论构建。每一次的探索都为其批评家的身份构成增添了复杂性、互动性与深刻性。作为少有的集学者、作家、教授于一体的复合型批评家，葛红兵的学术视野宏大开阔，思维敏捷并富有前瞻性。虽然此前已有近百位学者对葛红兵的部分原创性理论进行了分析评述（中国知网“葛红兵”主题词检索），但对于葛红兵的总体批评风格的全面、系统性论述仍然处于缺失状态，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本文试从历史视角与当代定位、多元理论交互以及同情式解读三个角度对葛红兵的批评特点进行梳理、论述。

一、历史视角与当代定位

历史并非表现为零散无序的碎片，而是一个严密结构的知识体系，呈现为连贯时空存在的长线。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五四运动的启蒙微光、战争与文革的巨大摧残，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再续发展三个主要阶段。这三个阶段的社会变革和转型，对文学研究与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其呈现出多元化和喧嚣的复杂态势。孟繁华描述这是一个“文学被其他力量过度干预的时代^③”。在这样的批评背景下，葛红兵的研究显得尤为独特。不同于将作品视为某一时期历史的镜子的传统社会历史批评^④，葛红兵的批评注重历史视角与当代定位的统一。在单一的百年文学史内，他将当代作家置于百年大历史背景下进行定位和价值评估，以理解每个历史事件、人物、思想之间的互联、共鸣与分歧。纵观葛红兵的批评文章，其早期的批评焦点主要集中在五四时期的人物和作品上，这种有针对性的关注为他后续的历史定位批评构建了坚实的精神纽带。梁实秋曾提出：“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的价值衡量，需要全面考虑他在整个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同时，也不能忽视文艺的高度严肃性。^⑤”葛红兵吸收了梁实秋等五四时期学者的观点，以历史的宏观视角和文艺的严肃性为双重坐标，对作家和作品进行价值的衡量与定位，形成了其独特的批评风格与理论构建。较为明显的表现是，葛红兵在评价周作人的人本主义精神内核时，从历史角度入手，探究“人的文学”这一精神内核的诞生源流，详细梳理了自其诞生以来各个时期学界对这一内核的接受和理解情况，放在百年文学史的框架内对“人的文学”精神内核进行定位和价值评估，避免了因政治等因素而仓促地对作家及其作品做出片面定论的情况^⑥，同时也没有轻率地为其贴上标签。剥离偏见与盖棺定论，葛红兵将批评家感受拉回到具体的历史时期，还原具体人物、作品的精神血肉与价值所在。正因为与政治因素相关联，软弱、资产阶级等标签被贴在周作人的身上，消解了周作人的精神内核价值。但它并非是无法碰触的禁区，在新时期文学“人”的主题复归的大背景下，葛红兵重新发掘了周作人的文艺理论研究价值。针对孙犁的批评研究，同样展现出了类似的分析方法以及特征^⑦。在不同的百年文学史之间，葛红兵的研究变得更加审慎。站在世纪之交，批评家们迎来一个时代问题，即为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一个总结。此时，葛红兵的批评对象成了整个中国百年文学。与它相比较的也只能是20世纪世界文学，葛红兵的思维自然而然地来到了比较视域，考察20世纪中国是否出现了马尔克斯、海明威、卡夫卡、福克纳这样大师级的作家。因此，他敢于写出《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对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进行点述，对前人堆砌出的文人形象、作品质量进行质疑，进而得出20世纪人格形象不佳、作品质量不高的结论。在葛红兵看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想性突出，审美质素受压抑，是思想大于审美的文学。^⑧有人认为葛红兵总体评价的思维方式和论证角度是错误的，不应该用简单的道德评价对待一场复杂的作家和文学评价^⑨，有人认为“葛红兵正是在世界优秀文学的宏观参照系下，立足于文学本体观作出的否定性评价”^⑩。笔者认为，葛红兵的评价有其积极意义，为学界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总体创作、批评态势提供了一个异质性视角。抛开具体批评文章观点的争鸣，我们可以窥见葛红兵这种历史广域的批评方法将视角放置在时空坐标轴以外，齐整地将各个作家作品放置在历史的对应时期进行精准定位，兼具历时批评与后视角的思辨。通过对历史的深入挖掘和对当代作品的敏锐洞察，他成功地将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串联起来，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范式，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启示。

二、多元理论视角的交汇与碰撞

作为一名积极的原创性理论探索者，葛红兵在其学术生涯中有过多次对理论边界的突破与构建，产出了文学史学研究、身体政治理论、创意写作学理论等原创性贡献。但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划定一块新的理论疆域，而是将这些原创性理论灵活化用到文学批评实践中，形成了多元理论视角下的文艺理论批评特点，兼具文学史研究的历史深度和身体政治理论的新颖视角，同时也融入了创意写作学理论所带来的创新思考。

（一）文学史学研究。作为中国第一批从事“文学史学”研究，并出版第一本《文学史学》专书、参与了中国文学史学理论建构的学者，文学史学理论成为葛红兵定位作家作品的理论基底之一。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文学史的发展却鲜有突破。葛红兵提出文学史革新的观念，强烈批判那些将文学史仅视为客观描述对象的旧有观念，这一批判精神贯穿他的学术思维中。葛红兵在文学史观上的突破表现在他要求文学史不应该仅仅是客观描述，更应该成为“求美”的历史，追求人性的解放和自由^⑪。文学史家研究的文本和话语，多是经由前人传递，中间糅杂了很多学者文人的理解和解释。葛红兵认为：“我们更应注意不能为前人所囿，应该对前人的理解与解释遮蔽掉的部分就现存文献所能提供的范围尽可能多的进行重读。”^⑫对于批评家身份的葛红兵而言，他需要面对的不仅是作品本人，还有前人的理解和解释。然而，前人的观点固然有参考价值，同样也容易变成网格束缚新的观点生发。正如葛红兵一直以来体现出的洒脱姿态，他的批评观沾染着诗性的气息与学理的思辨，“批评应当源于对语言（文学）、色彩（绘画）、造型（雕塑）等艺术媒介的天生的敏感，源于对这个世界以及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热爱，源于内心深处的理想和这个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永恒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它深深地扎根在批评家本人的生活体验以及他对艺术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生活内涵的感悟之上。”^⑬这种观念对于推动理论研究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我们理解和研究文学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和思考视角。

（二）身体政治理论。在葛红兵批评理论中，从身体政治角度定位作家作品是一项重要策略。他不满足于屯留在已有建树的文学史学研究场域内，而是积极转入到对晚生代作家创作批评中。九十年代后期，葛红兵提出“身体写作”的概念及命题，并用“身体性作家”来命名新生代作家，提出了“身心一体”^⑭的新观念，它强调以个人的感觉和自我意识为道德的出发点，而非依赖外在权威。人的身体被认为是唯一真实的存在，是“道德的唯一承担者”^⑮。葛红兵强调身体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核心地位，他认为身体是文化、权力、政治交汇的场所，也是话语权争夺的关键战场。通过解读作品中的身体语言，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权力机制的运作和个体的反抗。在这一时期，葛红兵撰写了大量的批评文章从身体写作、身体政治理论的角度，对新生代作家的作品进行评论。葛红兵认为，“身体政治的核心目标是避免为我论的身体变成为他论的身体。^⑯”他以新生代作家苏童的小说《米》为切入角度，认为在五龙与织云、绮云姐妹的性虐关系中，显露出一种深层的社会政治关系。性暴力关系“揭示了身体暴力作为社会等级制关系的基础与极端表现，为社会等级制度提供了内在逻辑”^⑰；“身体写作正在构建新的意识形态”^⑱，他以韩东的《障碍》、朱文的《我爱美元》、葛红兵的《沙床》、林白的《汁液》等文章为据，倡导感性开放，力图突破意识形态束缚，展现人性的多元与真实，以身体写作对抗意识形态写作。在魏微、棉棉、卫慧等作家的文本中，身体写作被进一步解放，“身体已经被等同于存在本身，而不是通往存在的桥梁和工具。”^⑲作为严肃的批评家，葛红兵对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姿态并非是一味迎合，他凭借敏锐的艺术感知力，清醒洞察到新生代作家在某些方面仍存在偏离和问题。在《新生代小说论纲》中，他从酒吧这个人工修饰的文化符码、人性的盲目自怜、身体上快感的失控三个方面指出魏薇、卫慧、朱文等为代表的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局限性。当然，身体政治理论不独是新生代作家的专属，在张贤亮、莫言、贾平凹等当代作家的笔下同样可以看到身体政治原则的生发，尤以性描写为代表。在葛红兵看来，性快感需要依赖他者获得满足，因此性政治中天然地包含着给予与剥夺的风险。莫言《红高粱》中，“红高粱变成了生命力、野性的象征”，葛红兵认为，其生命力、野性的来源是高粱地里的强暴，男人通过这种性的暴力与征服变现自己“主宰力”，让女性的身体变成“属他的”。 ^⑳葛红兵并不满足于此，他还在革命文学、女性写作、个体化写作等疆域中将身体政治理论铺展开来，但身体政治理论对新生代作家的影响相对更明显一些，其叛逆的文化情绪和后现代身体书写使得葛红兵的身体政治理论没有成为空中楼阁。“后现代身体写作的身体政治原则在中国并未获得广泛接受，但文学界却率先接纳并传播后现代理论。新生代作家以身体为名义进行的还原和解构活动，呈现出一幅持续发展的壮丽画面。^㉑”他的贡献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创新，更是对文学批评视野和可能性的扩展。

（三）创意写作学理论。无可否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相对应的，也有契合各自时代文学的文艺批评理论与之适配。21世纪以来，在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生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网络文学、青春文学与传统文学三足鼎立，构成文坛新格局^㉒，到今天，全民写作的时代已经来临，作家不再是少数精英的专属职业。这些变化引发了批评家的群体焦虑。一方面，文学类型的快速迭代对传统的批评范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对文学固有的本质化理解和社会发展的需求难以对接，评论界处在失语趋势下的尴尬境地。为了适应这种多元化的需求，葛红兵提出了“创意本位”的文学批评观。针对文学的本质，葛红兵提出了一个中间概念——创意。创意指人类以写作为活动样式的、以作品为最终成果的一起创造性活动^㉓，认为无论文本类型如何变化，其本质是创意。即便是脱离文本来到创意产业领域，也仅仅是创意核在流转。创意本体的批评观就是站在文学创意本质的基础上对文学作品创意价值的发现、深掘与度量^㉔。已经极富理论建构经验的葛红兵，依据创意本体的文学批评观，即创意是文学的本质、创意决定价值，提出了一种分层的创意评估方法，从独创系数、影响力系数和观念系数三个梯度对作品的创意价值进行全面评估，旨在更准确地理解文学和评价文学^㉕。文本观方面，葛红兵颠覆了原本的“读-解”关系，否认将读者视为仅仅是单一接收者的角色。创意写作的基本原则是“人人能写作”，倡导将写作的权能赋予到每一个人。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创意写作生态下的“读-写”文本观，即“阅读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领受 （理解），甚至也不仅仅是为了（创造性）阐释，更是为了让自己成为和作者一样的对等创作者。^㉖”在创意写作的视域下，创意本体论的文学观落实在了创意生成、作家读者、文学史、创意产业等方方面面，这为批评家们搭建了另外一个可供参考的面对未来多元文学批评需求的参考体系。

三、同情式解读：情感与理智的结合

某种意义上，文学批评是批评家与作家、作品与读者间心灵深处的共鸣与对话。从学术与创作的双重角度出发，对作家作品进行同情式解读，是文学研究与创作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谓同情式解读，即是从作家的角度出发，深入理解并共鸣其所要表达的情感、思想和时代背景。葛红兵不仅在学术研究上有深厚的积累，在创作领域也颇有建树。将视角拉远，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从1990年代到21世纪初，他在文学和学术领域都持续保持着显著的活跃度，这恰好与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相吻合。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新生代作家群体开始崭露头角。作为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葛红兵的创作才华和影响力不容忽视，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被誉为“葛红兵现象”^㉗。这一现象背后，是他对文学创作和批评领域的深入理解和前瞻思考。创作者的身份和他的研究、批评之间存在内在关联，让葛红兵在文学批评领域更能够感性地体察同时期作家的心路历程。上世纪90年代后期，葛红兵提出“身体写作”的概念，并用“身体性作家”命名新生代作家，被认为是新生代作家的解读人。同样，他本人的创作也被认为是新生代创作成果，如《沙床》坚持身体写作原则，直面情色描写，将身体、情欲作为内心倾诉服务的外化。他说，“我需要知道我的同龄人是如何理解这个时代的, 同时对他们的阅读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自我理解的需要。”^㉘正因为作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使得他较之其他纯理论批评家更能抵达作者、作品深处，还原作品本身的血肉与魅力，而非困顿于稍显枯燥的学理证明。戈雪对此评价道，“这是一种富于个人性的批评风格，随意自然，擅长从作家心态入手分析作品，擅长于通过作品中的某些细节来揣摩作家的精神状态，从而对困扰作家的精神问题进行直觉性的准确把握。^㉙”从创意写作学的角度来看，创造性的产品是有目的的行为的结果^㉚。因而，同理心在这里投射为葛红兵的个体内在表达和时代语境的具身感受。如果说《沙床》是葛红兵关注性、关注身体的话语解放，那么《财道》就是葛红兵关注底层文学的经济价值观解放，其构建创意写作学科是关注教学建制的权利解放的体现。相对应的，这种文学创作的切身体验，让他在批评中面对这些学术话题时能够理性地从创作世界中抽离经验，支撑其理论研究和文艺批评。在文学批评的领域中，批评家们在建构丰富理论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努力透过文字的表面，与作家心灵深处产生共鸣，不断在理解与被理解之间寻求平衡。虽能达成一定效果，但毕竟有一层隔膜阻挡。洪治纲评论葛红兵的创作是“对自我灵魂的无情撕裂，对苦难的深情回眸，对历史命运的独特反思，对生存意义的无限追问——充分展示了人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文化的存在，自然的存在，既具有许多丰富的异质性成分，又有许多共通的人性的劫难。^㉛”由此可以照见，葛红兵对作家心灵深处独白的敏感性和同理心，他比单纯的学者教授更能够贴近作家的心灵，更加深入地理解其创作过程和思想内涵。在葛红兵看来，批评应当像斧锯一样砍削在读者的身体上，让人感到头皮发麻，四肢痛楚。但是现有诸多批评家多被经学传统、道学气息所裹挟，失去了锐利的光泽与振聋发聩的声响，无怪乎他在《我的批评观》的末尾发出感叹：“我希望有一天我仅仅只为我自己写作，也许这才是批评的最高境界。^㉜”放在整个学术界来看，葛红兵身上都有一种异质性。他没有学院派学者身上的学究气，不会抱住某一既有问题，不厌其烦地查证、罗列论据。在他既有的批评文章中，其语言自如有灵性，忽而闪出一两句诗性的哲思混在理论梳理过程中，输出自己的思想。

他研究“五四”时期作家作品起步，针对文学史学、新生代作家甚至是高校教育体制大胆提出质疑之声。他的质疑，并不是破坏性的，反而持有一股浓烈的理论建构意识。葛红兵不囿于已有知识的界限，不屑于做日复一日的资料重复堆砌，而是在学术知识的边界，勇敢突围。但是，突围势必要有代价，因而一路以来他也遭受到了不少争议。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依然是一位致力于构建一门新的学科的葛红兵。作为某种意义上先驱者的角色，他一直活跃在理论前沿。

注释：

① 谢有顺：《如何批评,怎样说话?——当代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出路》，《文艺研究》2009年第08期，第12-19页。

② 1995年葛红兵发表在《江海学刊》的《文学史本体论反思》一文可被视为其在学界登场。

③ 孟繁华：《庸常年代的思想风暴——韩少功九十年代论要》，《文艺争鸣》1994年第05期，第54-58期。

④ 南帆：《文学批评中的“历史”概念》，《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03期，第147-163页、第207-208页。

⑤ 梁实秋：《梁实秋论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⑥ 葛红兵：《周作人的人本主义文化观及人的文学观》，《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03期，第26-29页。

⑦ 葛红兵：《孙犁新时期创作情感风貌新探》，《三峡学刊》1995年第03期，第79-80页。

⑧ 刘川鄂：《一个基本评价标准和一个重要参照系——从葛红兵评价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份悼词谈起》，《文艺争鸣》2000年第04期，第24-28页。

⑨ 金汝平：《简单而粗暴的道德批评——我看葛红兵的〈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1年第S1期，第181页。

⑩ 刘川鄂：《一个基本评价标准和一个重要参照系——从葛红兵评价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份悼词谈起》，《文艺争鸣》2000年第04期，第24-28页。

⑪ 葛红兵：《文学史本体论反思》，《江海学刊》1995年第02期，第168-174页。

⑫ 葛红兵：《文学史模式论》，《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03期，第22-33页，DOI:10.19411/j.cnki.1007-7030.1998.03.006.

⑬㉜ 葛红兵：《我的批评观》，《南方文坛》2001年第03期，第1页。

⑭⑮⑱⑲㉑ 葛红兵：《身体写作——启蒙叙事、革命叙事之后:“身体”的当下处境》，《当代文坛》2005年第03期，第3-9页，DOI:10.19290/j.cnki.51-1076/i.2005.03.001.

⑯⑰⑳ 葛红兵：《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身体话语》，《社会科学》2008年第03期，第171-180页、第192页。

㉒ 葛红兵、许道军：《文坛三分格局的形成和文学作为创意产业的新变——2009年中国文坛热点问题述评》,《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01期，第65-69页。

㉓ 葛红兵、许道军：《中国创意写作学学科建构论纲》，《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06期，第66-70页。

㉔㉕㉚ 葛红兵、高翔：《创意本位的文学批评论纲》，《名作欣赏》2017年第31期，第5-10页、第153页。

㉖ 葛红兵：《从读-解关系走向读-写关系的当代文本——创意写作学视域下的文本研究》，《当代文坛》2021年第04期，第117-124页，DOI:10.19290/j.cnki.51-1076/i.2021.04.016.

㉗ 孙国亮：《2001文坛:点击“葛红兵现象”》，《艺术广角》2002年第02期，第17-21页。

㉘ 葛红兵、王韬：《先锋之后中国文学的趋向问题——关于“后先锋”写作的对话》，《探索与争鸣》2000年第09期，第34-37页。

㉙ 戈雪：《相对主义者葛红兵》，《南方文坛》2001年第03期，第14页。

㉛ 引自葛红兵2004年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的作品《直来直去》封面推荐语。

葛红兵简介

葛红兵，1968年生于江苏南通，文学博士，历任湖北大学副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问研究员、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者、2010上海市世博会聘任专家、澳门大学讲座教授等，现为上海大学二级教授、创意写作学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兼任三亚学院讲座教授、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协会主席、上海作协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青联社科联谊会理事等。

葛红兵教授是“文学史学”研究最早的推动者之一，著有《文学史学》等；他是中国现代小说类型学研究最早的组织者之一，主持了相关国家社科项目，出版专著《小说类型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等；他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思潮研究专家，代表著作《20世纪中国文艺思想史论》《身体政治》《人为与人言》等。2009年葛红兵教授在中国首倡创意写作研究及教育教学改革，主导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创意写作本科、硕士、博士系统课程，是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大会创始人，主编相关丛书四种，并有专著《创意写作基础理论与训练》等出版，《成为作家》课程被教育部授予“精品视频公开课”。葛红兵教授还是国际上非常活跃的小说家、散文家,总计出版个人作品集超过50部，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新生代作家代表，曾经获得亚洲动漫节、香港书展及北京书展等多项国际国内大奖，代表作有《未来战士三部曲》《沙床》《财道》《上海地王》等。

葛红兵文学评论著述与学术活动年表

1991年

扬州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学士。

1993年

扬州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硕士；

《殉道者·伟人·狂人──关于鲁迅与凡高的一种主观阐释》，《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5期。

1996年

《人本主义文学史观质疑——与朱德发先生商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6年第1期；

《论文学史家》，《求是学刊》1996年第3期；

《文学史何以成为可能——文学史哲学研究札记》，《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5期。

1997年

《文学史学引论 》，《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6期。

1998年

南京大学，现当代文学文学·博士。

1999年

湖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2000年

《文学史学》（著作），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

2001年

《文学史形态学》（著作），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年；

《正午的诗学》（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2002年

《论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的断代问题》，《当代作家评论》 2002年第6期。

2003年

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聘任研究员（新加坡教育部资助）。

2004年

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者（大不列颠学术基金会资助）；

《近年中国小说创作的类型化趋势及相关问题》，《小说评论》2004年第4期；

《中国思想的一个原初立场——公元3世纪前中国思想中“身”的观念》，《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12期。

2005年

进入鲁迅文学院高级研修班进修；

长篇小说《财道》获北京书展优秀图书奖；

《身体写作——启蒙叙事、革命叙事之后:“身体”的当下处境》，《当代文坛》 2005年第3期；

《身体政治》（著作），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

2007年

《病重的中国——“五四”新文化革命中的“身体”隐喻》，《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2008年

受聘上海市世博局专家；

《小说类型理论与批评实践——小说类型学研究论纲》，《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2009年

创办上海大学中国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

（中国第一个创意写作研究中心、第一个正式提出创意写作学建设）

2010年

获聘澳门大学文学院讲座教授；

《文坛三分格局的形成和文学作为创意产业的新变——2009年中国文坛热点问题述评》，《探索与争鸣》 2010年第1期；

《形态学 结构学 类型学——小说类型学研究的几点思考》，《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1期；

《小说:作为叙事形态的“地方生活”——中国小说类型理论中的“生活论”问题》，《文艺争鸣》 2010年第13期；

2011年

《中国创意写作学学科建构论纲》，《探索与争鸣》 2011年第6期；

《创意写作学的学科定位》，《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5 期；

2012年

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负责人（中国现代类型小说研究与批评实践）；

创建上海大学创意写作学术硕士点、博士点、博后工作站（中国第一个创意写作学研究生培养系统）；

《创意写作的兴起——战后美国文学的系统时代》（译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小说类型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著作），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

2014年

创建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协会（全球200余家机构和个人联合发起，注册于澳洲墨尔本）；

《高校中文教育改革与“创意写作”学科建构》，《当代作家评论》 2014年第5 期。

2015年

与中国作协所属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等联合创办并合作共建“上海大学中国创意写作中心” ；

担任上海市文化局决策咨询专家；

创办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大会。

2016年

获评上海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

《成为作家》获评教育部精品视频课程；

《“创意写作教育教学问题研究”专辑》，《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从创意写作学角度重新定义文学的本质——文学的创意本质论及其产业化问题》，《当代文坛》 2016年第4期；

《创意写作:中国化创生与中国气派建构的可能与路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提出中国创意写作学科建设道路问题）2017年第1期；

《一种类型小说的崛起——程庸小说创作探索论》，《当代作家评论》 2017年第2期。

2017年

创建“中国作协网文委上海研究培训基地”（国家级基地）；

与阅文集团联合创办并共建“创意写作网络文学硕士培养方向”；

项目“高校中文创意写作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创新实践”获上海市教委优秀教学奖的二等奖；

《创意写作书系 大学创意写作 文学写作篇》（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创意写作书系 大学创意写作 应用写作篇》（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创意写作教程》（著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

2018年

当选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创意写作研究分会会长。

2019年

担任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国际自贸港范型下海南公共文化服务创新暨文学公益机制研究”主持人（编号HNSK(YB)19-57）；

《“创意国家”背景下的中国当代文学转型——文学的“创意化”转型及其当代使命》，《当代文坛》 2019年第1期；

《创意写作学科的基础理论与实践问题》，《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4期；

《作为公共文化资源的文学及文学活动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2020年

《创意写作教程》（著作）获中国写作学会成立40年40部优秀教材奖；

《创意本位的文科及其可能性》，《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期；

《创意写作学本体论论纲——基于个体的感性的身体本位的创意实践论写作学研究》，《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2期；

《创意写作学理论》（著作），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

2021年

《从读-解关系走向读-写关系的当代文本——创意写作学视域下的文本研究》，《当代文坛》 2021年第4期；

《疗愈写作：作为创意写作的对立面》，《文艺评论》2021年第5期；

《以创意城市建设为抓手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探索与争鸣》 2021年第7期。

2022年

《从描述、表述到创作——创意写作学视角下小学写作教学进阶新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2023年

上海大学中国创意写作中心升为上海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

担任上海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管理委员会主任；

《创意写作教程 第2版》（著作），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年；

《创意写作的疗愈之维——早期创意写作的疗愈价值及其历史化考察》，《当代文坛》 2023年第2期；

《与世界对话——比较创意写作学的建构及未来》，《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5期；

《创意写作的“人民性”问题》，《南方文坛》 2023年第4期；

《论新时代中国特色创意写作理论建构》，《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9期。

（附注：以上仅截至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