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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红兵,李枭银.论新时代中国特色创意写作理论建构[J].社会科学战线,2023,No.339(09):191-197.
摘要：创意写作学科发展逐渐走上了中国化理论自觉之路，基于已有的世界及中国经验，总结、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创意写作理论话语体系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立足于创意写作学科的中国创生语境及其学科发展史，创意写作理论体系的建构应奠基于“创意本体论”,并以“人人能写作”为基本圭臬。基于“人人能写作”这一信条，创意写作将摆脱传统精英主义文学观的桎梏，在创意写作教育、创意产业市场、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完成读写权利重铸，实现对个体创作的平等赋权。以此为基础，中国创意写作学不仅需要完成创意实践本体论的写作学基础理论创构，也需要为创意社区、创意城市、创意国家的建设提供实践及理论支持；创意写作新时代中国特色理论建构也将为中国文学理论的整体创新提供新的思路和角度。
关键词：创意写作学；新时代；创意本体论；人人能写作
中国文学教育，新中国成立至21世纪初，一方面受制于传统的小学、辞章学、考据学，另一方面受制于苏联文艺理论思维模式，成为保守的领域，已经不适合以文化产业化发展、国家创意化发展、文化治国强国战略为特征的“新时代”需求。这是创意写作学科最初的生发期的诉求——改革中国文学教育的传统，面向世界新潮、面向文化创意产业，由知识传授转向创意能力培养，从根底上把保守的文学知识教育学科变成开放的文学能力养成学科。在这个诉求下，中国创意写作学科经历了自己的创生阶段。
这个学科在中国发展了10年，初步完成了高教本科、研究生教育教学培养系统的建构之后，不得不面临一次新的革命：它必须和自己做斗争，反思自己身上从西方带来的实践主义传统。以学科自身的务实、实证、实践为特征，固然可以打破传统中文教育的理念化、禁锢化的制约，创意写作用自己的教育教学及人才培养能力，甚至用自己的直接培育作品的能力，已经打开一片新的天地。但倘若止步于此，这个基础便是不扎实的。创意写作学科需要摆脱自己沉浸于实践总结、经验归纳主义的思路和状况，转向寻求一种基于“基本原理”“原初信念”而来的体系逻辑、理论演绎主义的思路和建构。创意写作诞生之初，就强调“人人能写作”的基本信条。“人人能写作”,这是一个经验的总结，也是一个信念，其实，它是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的，谁能用一个实证来证明这个全尽判断呢?谁又能用一个又一个特例来证伪这个基于现代人本主义价值观、基于人人平等的信念而来的公理性判断呢?这一基本信条把自己和传统写作的天才论、天赋论区别开来。创意写作把人定义为“能写作者”意味着什么?由此生发而来的关于写作的本体论、作家主体论、创作方法论、作品文本论、创意阅读论等应该是一个怎样的面貌?基于一个原初的“公理”,一个跟传统文学理论有根本不同的“公理”,难道不应该有一个系统的属于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吗?本文尝试回答这些问题，以期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创意写作话语体系提供有价值的思想。
一、从创意本体论出发
创意本体论写作学的论述究竟该从何处开始?这一问题又如何构成了我们的出发点呢？18世纪和19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跟中世纪完全不同的思想纲领：人是自我创造者而不是被(上帝)创造者。人的本质规定性是自我的创意性生成，人也因此以自己为目的。无论是以卢梭、康德为代表的古典人本主义(理念论),还是其后以萨特、海德格尔等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存在论),都认证了这一点。这一纲领辗转欧美，或多或少地成为了人们思考问题的准绳。但是，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其实，它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被真正地、彻底地信守过，即使是在它的源生地，更不要说在它作为舶来品的东方。它一直在面临人文主义外部甚至内部不同派别的攻击。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后18、19世纪的人文主义时代里，但人文主义从未作为一个“全部”发挥过整体的作用。在写作学领域，它面临古典学、语言学传统的挑战。人们甚至忘记了写作是一项人人都应具备的天赋权能。人们限制自己对于上帝作为创造者的崇拜和对于天选之人、天赋之人的写作崇拜，或者陷于一种机械的写作技术技巧崇拜，而不能真正认识到“写作其实是人的本体性创意实践活动”(1)这一写作学应该有的第一原理。即使是随着20世纪初创意写作学作为传统写作学的对立面而诞生，它也长时间地没有意识到其自身是这个人本主义大背景的一部分，它不应该仅仅在实践领域，而且也应该在理论领域成为人本主义洪流的伟大前驱和先锋。
“写作是人的本体性创意实践活动”,创意写作学在它的发轫地美国没有做到，在它掀起回响的东方中国，也更是没有被真正奉守。20世纪初，由于胡适的美国求学经历和师从杜威学习的经历，中国的新文化写作学在五四新文学革命中的确走出了一条“从新”“从心”的人文主义道路。但是杜威的新大陆实用主义话风，正如其在本土把创意写作带向“实践领域”一样，在中国也催生了新文学对“政治主题”“文化主题”的实用主义态度，“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要求，让新文学没有走向真正的人本主义，甚至跟美国同时代的文学发展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在美国，创意写作学的新进展让它不断地切入到文化建构中，在此语境中文学创作者认识到，只要他足够勤奋，就不需要凭借家庭出身和家族财富而成为新文化产业的创作英雄。旧时代那种贵族垄断知识分子创作者阶层的景观被打破了，新的创意国家建设蓬蓬勃勃，人人平等地创作并能通过创作收获自己的“创意”成果。政治和宗教的倾轧让位给了文化产业对创作者的渴求，巨大的人本主义创意创作的激情被激发出来。然而在中国，这一景观并没有出现，中国需要面对它自身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内部阶级斗争的迫切问题，创作还不能是创作者创意本体属性的产物。
今天的创意写作学，要坚持一种人本主义的纲领和信条，要坚信“创意实践是人的根本性实践活动”这一人本主义信念(2),不能把它当做一种僵化教条。相反，应该把它当作一种逻辑前提、第一原理来落实和运用。“人人能写作”就是这样一个第一原理和原初命题。写作是人的权能；写作是作为个体的人的权能；写作是作为个体的人应平等享有的权能。迄今为止，尚没有人对此在写作学领域做全面的总结，创意写作学的前提因此而晦暗不明，更何谈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此刻，我们要回到这个第一原理，在此基础上建构的创意写作学就是基于自己的人本主义信条而来的“创意本体论写作学”。
从创意本体论出发，回顾创意写作学国内外学术史，会有更多收获。在国外，创意写作学100多年的发展历史可以分为萌芽期、创生期、学术化期、学科化发展期(21世纪以来)四个阶段。21世纪以来，创意写作进入了学科建制化时期，创意写作学由强调实践性转向实践性和理论性并重。创意写作学科走上了理论化发展之路，重要成果包括：代表研究方法自觉的哈珀和克罗尔主编的《创意写作研究方法》(3)、代表学科研究视野和传统文学批评分野的莫雷利的《剑桥创意写作导论》(4)、代表跨学科研究的贝丽等主编的《面向21世纪的创意写作》(5)。哈克的《走向创意写作诗学》(6)是这一时期研究的代表，体现了系统化建构创意写作学学科基础理论的宏观愿景；但其原创性和系统性不够，尚未从哲学层面打开创意写作学基础理论建构的思想突破口。
在中国，创意写作学中国化创生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接触交流期。1970年，台北中华书局出版台湾师范大学教授雷国鼎的《美国教育制度》,该书将Creative Writing译成“创造性的写作”(7)。1978年至2009年间，中国共有79名作家受邀访问爱荷华大学等“创意写作工作坊”。(8)第二，是引进创生期。2009年复旦大学开展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培养、上海大学创建中国第一个高校创意写作研究中心，2012年上海大学获批自主创设创意写作学术硕士点和博士点，并设立博士后研究方向，目前全国已经有500多所高校开展本科或硕士教学工作。中国学者在大量译介西方教材和学术著作(已出版130多种)的基础上，在创意写作教育教学、学科发展史、创意写作产业、创意城市研究等领域开始与世界学界平行对话。(9)近年来，创意写作相关论文数量年均超过200篇，创意写作学科发展逐渐走上了中国化理论自觉之路。基于这些已有的中国经验，总结、建构中国特色创意写作学理论体系可谓正逢其时。
综观中西创意写作学术史可以发现，二者均未能形成创意写作由实践领域向建制学科、由实证经验总结论域向演绎理论体系的转向。对于中国创意写作学科来说，则尤其需要如下数个方向的元话语建构：首先，原创性地提出“创意本体论”中国特色创意写作学理论，对“反映论”和“表现论”文学创作观进行哲学扬弃，将“创意本体论”(“写作的本质是创意活动”)作为从基础理论层面提出的中国特色创意写作学原创命题，实现与世界创意写作学发展的平等、平行对话；其次，将创意写作放在“文化产业”视野和“文化事业”视野加以研究，研究创意写作活动的产事业双重属性及相互关系，并依此提出政策建议，开创中国创意写作研究新论域；最后，以创意本体论观念为指导，将创意写作看做建设创意社会的必要“基础硬件”,进而努力实现中国特色创意社区、城市(文学之都建设)和创意国家建设构想，拓展创意写作学外部研究思路。
创意写作学兴起于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最初致力于解决文学教育中经典文学选本陈旧、文学研究脱离艺术属性及写作教育非专业化等问题。20世纪30年代，创意写作发展成为一门新型学科，70年代后在全球多个国家推广发展。该学科以“培养作家”著称，在文学、写作、作家等观念以及相应的文学教育、写作教育和作家培养模式方面，与传统写作(教育)有着重大不同。它的兴起为所在国家的文学发展提供了支持，也为文化创意产业、公共文化服务等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并由此改变了原有的文学生态系统。这是创意写作学科的实践特点和对文学教育的革命性改革与贡献，但同时也造成了自己的欠缺。未来系统化的创意写作学科理论话语建构，在量化实证研究和质性研究结合上要更多地下工夫，但也要避免纯粹实证和经验归纳的倾向，加大逻辑演绎和纯粹思辨的力度，倡导理论思辨和田野研究结合的学科方法。我们要发展出一种学科哲学的方法论，跨学科地使用哲学、美学、文艺学、心理学等方法，形成中国特色创意写作学理论体系创设的方法统合。
二 、以“人人能写作”为信条
创意本体论的写作学是一种真正的研究文学创作和阅读行为的学说，其着眼点和最终目的是促进创作者的创作与阅读。从“人人能写作”出发提高写作者的写作能力，也从“人人能写作”出发(阅读被看做是两个“能写”者的相逢对话),提升阅读者的阅读能力(10)。这意味着什么呢?创意写作要把写作和阅读从天上拉回到人间，放回到每一个并不比“常人”更高的普通人手里，它的重心是放在普通人的外在写作能力、阅读能力、写作欲望、阅读欲望的心理激发和技术培训上。它把这些理解为普通人自然而然的本体实践行为，尽量给这些行为去掉精神高蹈和心灵高阶的魅语。这使得它在诞生之初，就面临多方面的指责：技术主义式的培训让人变成写作技术的物化机器；市场主义让创作沦为资本的奴隶；创意写作面向尘世和市场、不求纯粹(纯文学)内在精神和形而上学满足、不许诺创意创作导向精神净化和思想升华……这些观点似乎构成了对创意写作最严重的误解，即它没有为人类的深层自由、更高的精神追求提供支持和工具。事实上，这种攻击来自中世纪式的对写作的陈腐理解。此类观点认为写作来自“真理”,写作为“真理”代言，而不相信真理会出现在每个普通人自己的手上。这些“批判者”习惯了把真理及其言说交给上帝及其代言者，把写作当成是上位代言者的真理传达，把阅读当成了对真理的领受。在此，我们得说，其实是这些“批判者”而非创意写作失去了真正的精神自由和高蹈追求。这种基于独断论的“真理”理解，其所谓的对更高级、更珍贵的精神世界和思想的追求，不过是一种幻象。基于一种主导思想的垄断或者强制，思想能让人接受，但不能让人真正获得解放；基于一种政治正确的助力或者强力，观念能让人承受，但不能让人获得真正的品位。
创意写作并非要低估思想精神和纯粹审美的重要性，而是想要通过物质的和技术的要素，构建一种可能性，让其自然而然地在普通人那里出场。与之前的那些传统写作学(古典学、解释学、辞章学为基础)的观念相比，它认定，通过新兴的文化创意市场途径激发普通人的写作参与愿望更有意义。换言之，创意写作并不是不关心灵魂，相反，它认为人的灵魂应该交给灵魂本身，应该基于普通的个体自身，而不是外在强加；它相信通过市场化创意来表达更能触及“灵魂”,它本身即文化创意产业市场化的产物，也自然是文化创意产业市场化的支持者，它自愿地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支撑性要素之一。市场化的选择也许并不真正自由，但它提供的可能性却比任何历史上有过的其他选择要多得多(中国网络出版市场诞生之后，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完本迅速地超过了百万部，而之前，每年长篇小说国营出版社出版量从未超过两千部)(11)。如果基于某种外部强制力量，屈从于某种强制要求，自由的创意永远不会发生。相比于其他力量的干扰，市场的力量是有机的，最靠近创意的本体。尊重市场意味着尊重读者的趣味和选择(当我们从创意写作“人人能写作”的立场去理解一个读者的时候，这一点则愈会被坚定)。没有人能越过市场对读者进而对作者指手画脚，读者(同时也是作者主体)的选择可以这样被理解：没有一种外部力量可能比市场上的读者更聪明更审美更道德，可以代替读者做出选择；进而也可以这样说，“在‘人人能写作’的信条”之下，不会有一种外部的力量比作者更有创作力，甚至能指挥作者创作。
创意写作追求为写作者构筑行为的环境氛围和内在的创作欲望、创作技能等前提，但从未奢望这些可以全部实现(一种真正的创意写作精神是，除了出于“人人能写作”这个信条而发展和创造一个外部的充要条件之外，别无他求),也不会主张为了结果(所有的写作都基于作者的心灵的纯粹需求，同时也是出于满足读者的心灵的纯粹需求)而引进强力来干预过程。这听起来似乎与创意写作倡导的技能培训和潜能激发有冲突，但事实并非如此。基于“人人能写作”的平权观念来促进读写的创意写作，在课堂教学和培训激发方面也并非要干预写作本身，而是满足于为写作创造各种外部条件，例如技术和激情等。无论是一个世纪以来的西方创意写作史，还是近十余年来的东方创意写作史，创意写作始终在坚持这个信条。即使是在课堂上，也不存在不平权的师生关系。创意写作工作坊教学始终强调师生之间的平权，教师只是有经验的组织者；而训练和激发，不仅仅在师生的交流中产生，也同时在学生之间的交流中产生。创意写作工作坊教学尤其强调后者，强调田野写生与社会实践、生活参与。传统课堂的“教师讲、学生听，教师垄断知识传授，而学生只是接受”的程式在这里是被拒绝的。这也是创意写作拥有强大的课堂教学系统和工作坊教学机制，却没有培养出机械复制主义的创作者和激励粗制滥造的模仿主义创作者的原因。创意写作在课堂上强调了一种创作上的理性主义，例如类型写作、类型小说叙事语法、功能主义的叙事故事创设理念(主要人物设置、主要情节设置几乎都是功能主义的),但这并不代表创意写作忽视了写作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或者说不允许非理性因素在写作过程和结果中存在。恰恰相反，创意写作始终承认这种非理性因素(情感、情绪以及潜意识等等)的存在和作用，只是不将其神秘化。创意写作之所以悬置这些因素(也存在一部分激发这些因素的训练，如拼图写作法、无意识词语联想法训练等，但比较少),是因为不愿意因此而把创作推回到天才论和天赋论的老路上，让创作者除了等待灵感降临，似乎什么也不能做。
“人人能写作”的信条，让创意写作学相信普通人只要努力接受训练和自我训练，坚持按照正确的写作规律行事，在写作行为的各个方面做到更加理性自觉，创意创作就能自然而然地发生，能力就能习得，而作品也能达到相应的沟通、交流、交际的水平。在这一点上，创意写作只是想把每个写作者和读者当做理智人，而不是不理智的人，鼓励一种基于理智的创作，且更加倾向于读者接受和市场接受的理性创作；而不是去激励一种个人主义的、非理性的、完全忽视读者接受习惯和能力水平、不讲究技术进而也毫无技术含量的写作。创意写作相信“人人能写作”的同时，也相信这种“人人能写作”并不会无前提地发生，任何一个时代和地域，人们的阅读接受习惯和水平都是有自己的特征的。例如中国文化对叙事作品的接受倾向于“章回演义体”,这就催生了章回演义体小说的写作技术。作者一方面要挑战这种技术，促进这种技术进步；另一方面是要首先让自己接受这种技术的训练，让自己的作品变得容易阅读、容易接受，和读者的阅读期待、阅读倾向相当(这种期待和倾向并无高下之分，用水平高地和审美高下来评判它们，多数时候是片面的)。创意写作学更相信创作者需要学习写作技术以便让作品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与趣味，而不是去嘲笑读者，去训练读者适应作者。“人人能写作”的信条，让创意写作学学科相信，作者在尊重读者时，读者同时也是个“作者(无论是潜在的还是显在的)”,尊重读者，其实也是尊重作者。在这一点上，创意写作学学科内部始终有一定的争论，但是，从未因此而觉得尊重读者是一种“审美媚俗”“资本逐利”,而是把它理解成一种技术性共识。任何时代、任何分支领域的作者和读者都需要一些创意写作方面的共识，没有这种共识，读和写的良性互动就不可能发生。例如，在武侠和仙侠等侠义类小说领域，如果没有对主人公(侠)人设的共识，如果没有对情节上“快意恩仇”等叙事语法的共识，读和写相互之间的预期、期待就无法形成，写作和阅读的期待链就会断裂。作者和读者之间若无直接的类型互信及理解基础、阅读接受基础，类型创作和作品就难以存在。
“人人能写作”,是一个既存的坦途吗?是，也不是。它只是企图摆脱西方理念说对写作行为的神化、权威化，以及渗透在中国文学土壤中萦绕不去的意识形态化、工具化，通过在课堂、市场甚至更为广泛的公共空间内读写权利的下放，完成一次对个体、常人、现实的审美超越。创意写作不奢望能为所有人解开和揭示深层次的精神秘密，但也不否认这些；它认为这些不该成为强制性的东西。事实上，要把“人人能写作”变成行动的纲领，创意写作学科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例如基于“创意实践是人的本体性实践”命题，从哲学、人学、美学等多方面展开创意实践本体论写作学基础理论论述，在创意本体论烛照下提出：新的创意创作形态论、创意创作类型论、创意创作方法论；新的创意阅读论、创意接受论、创意批评论；新的创意创作发展论、创意创作教育论；新的创意社区论、创意城市论、创意国家论，等等。以上命题，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其实都尚未得到重视和落实。
三 、话语体系和实践机制的双重新生
有一种观点认为，创意写作学让写作脱离了个人趣味和天然本性，去讨好市场，演变为市场中赢家利益的代表。这种观点其实是片面的。爱荷华大学的创意写作学科在全球领先，继而溢出校园，让爱荷华成为世界“文学之都”(12)。创意写作不仅带动了市场的人才集聚、作品集聚、活动集聚，还让大量的企业被创建、市场被激活，甚至于城市的各个社区和普通百姓也更加积极地投身于文学活动。但是，这不代表资本是其中的唯一获利者。事实是所有的人，学习创作的人、创作的人、阅读的人、从事创写产业的人，等等，都有所收获。这种现象也在中国发生，南京市基于南京大学等高校的创意写作学科、戏剧创作学科而成为“世界文学之都”(13)。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创意写作积极地参与社区的创意化建构，把写作工作坊建构在社区节点上，看起来是让国家由生存福利向文化福利转型，但实际上是让政治力量更能主宰人心，以前强势力量主宰居民的生活生存，现在则把触角伸向居民的精神思想。这种理解把现代文化福利和传统文化福利观弄反了：传统的文化福利观是“掌握高阶文化资源和成果的人把文化内容传输给他人”,这种观点把政府当成精神保姆，把市民当成了精神婴儿，市民是被动的、僵化的。创意写作工作坊所主导的社区化福利恰恰相反，它并非内容的强制灌输，而是通过输出“创意写作”机制(14),让市民在这种机制中，自己创作和生产出属于自己的内容。换言之，把创意写作社区化理解成“表面地支持文化创意和审美接受，实际上是负面干扰”的说法是错误的。自由主义并不是一味地执拗反对政府的干预，而是认为干预应该侧重于激励激发创意创作的发生发展。
上述质疑在中国显得尤其突出，这和中国创意写作学科埋头实践而忽略话语体系的打造有关。也正因此，不仅仅是创意写作学外部，其内部也存在着类似的认识混乱。厘清这种混乱，减少这种混乱，搜集、整理中西创意写作学理论文献，深度总结中西创意写作学学科发展史规律，建构有中国气派的创意写作学话语体系，是学科迫在眉睫的任务。对于中国来说，这个任务还有其特殊性。中国创意写作学的理论演绎在处理学科一般性世界问题的同时，要以中国特色文学文化建设经验为基础，建构中国特色创意社会建设、创意写作产业发展、创意写作公共文化服务理论，为世界创意写作学理论提供中国特色新论域，开拓开创疗愈写作学、社区写作学、人工智能写作学等创意写作学科理论分支。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通过中西创意写作史、创意写作学理论史资料的收集和梳理，形成中国化创意写作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系统性论述，以中国化创新理论回应中国创意写作学建设、中国社会创新化发展实践等问题。
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创意写作学，应该是基于一个基本原理演绎而来的体系化的理论，同时也是基于中国创意写作学科实践的理论提升，但相比较于实践，目前的重点似乎更应该是理论本身的反思和建构。它应该把自己奠基于西方创意写作学科理论史和中国“写作学”理论史，结合中国创意写作学的中国经验与问题，从反思理论史上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出发，重新建构自己的元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不仅应该包含新的(创意本位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还应该包含中国化发展相关特色(专题)问题。这其中有两点至关重要，即创意本体写作观和创意写作“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双重属性。首先，要在“创意本体论”创意写作观的统摄下，重新界定“作家主体”“创作方法”“作品”“文本”“故事”“(创意)阅读”“创作能力”等概念；以此为指导，重点研究能力评估、工坊创作、创意教学、创意活动管理等问题，同时指明疗愈写作学、社区写作学、人工智能写作学等创意写作学科分支的研究路向，形成系统的写作本体论、写作主体论、创作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新论述。其次，把创意写作放在“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两个维度里，以中国经验为基础，结合中国政府的文创产业、事业政策研究，形成中国创意写作产业、事业理论，并最终将其落实到“创意国家”建设层面。
创意写作学理论建构有自己的第一原理及逻辑演绎的硬性规定，创意写作实践也没有那些质疑者所想象的那样狭隘。它始终向实践乃至国别实践、时代实践的特殊性问题开放。粗制滥造、过分娱乐化和消费化的情况的确在创意写作时代依然存在，创意写作实践没有消灭这些现象，但是，这不是否定和反对创意写作的理由。创意写作实践没有把矛头指向上述创作的负面方向，是因为创意写作提出的方法和反思有助于从根本上减少那些负面现象。同时，创意写作反对通过某种外部强制来达成上述目标，因为任何认为用外部力量来强行反对和阻止粗制滥造，认为人类的创意创作可以被有形之手推动并得到净化的想法可能都最终都会事与愿违，过分的娱乐化和消费化现象，要在创意创作的娱乐化和消费化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被克服，而不可能通过计划机制直接消灭。创意写作学及创意写作实践没有否认创意创作的娱乐和消费性质，但不等于说，这些属性就是它造成的，或者是由它的诞生而促动的，相反，创意写作实践不仅没有过度滋长这种现象，还对遏制其过度发展有益。
创意写作实践在美国创造了世界第一的文化创意产业(美国文创产业占GDP比重约为25%)。21世纪以来，随着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澳大利亚以及亚洲的新加坡、日本等国实行“创意国家战略”,它已经成为现代写作学的主潮。它和传统写作学的那些心性空谈、高蹈玄想不同，一直脚踏实地地致力于创意创作技术的进步、教学的发展，数十倍、数百倍地扩大了文学文化生产的规模，让创作真正地和普通人接壤，让阅读真正地成为普通人的福祉，深深地改变了过去百年来的世界文学创作格局与面貌(如今，美国写作协会的作家80%来自高校创意写作学科，普利策奖获奖人70%曾受益于高校创意写作学科的培养)。创意写作在中国十余年来的发展也是如此，它和中国文化产业化发展同步，和中国文化产业逐步壮大成为国民经济战略产业、支柱产业的脚步同频。如今，它在中国，正经历自己的话语体系性建构与国家实践的双重新生之路。
作者简介：
葛红兵，上海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枭银，上海大学创意写作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