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南方文坛》2021第4期）

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在世的位置，并从心内建设之，或破坏之。这些位置，无论人群内外，人或是自己寻得，或是被摆上去，甚至是被挤迫、绑缚、辗压在那儿的。但无论如何，每一个位置都不渺小，都以自己的方式联通着世界。书写是人的诸多行动和生命状态之一种，每一位书写者在创作时，也都有自己的位置——不仅是创作界的位置，而且是人世间的位置。它们标示着道路：书写从何而来，去往哪里。当然，它们常常是流变的。

袁凌是一位有着特别位置意识或位置感的人，作为写作者的他也一样。成年后，袁凌所处的位置并不单一，但在所有的位置中，有一个位置始终存在，那便是靠近世间卑微者的地方。

一 袁凌的位置

在袁凌的作品中，有一篇短文非常重要，值得逐字逐句研读，这就是《青苔不会消失》一书“代序”——《卑微的力量》。尽管其中一些想法，作者在2014年或更早就已传递过，但这次，袁凌表达得更清楚，也更完整。

此文以外婆作为最先书写的对象，“小时候，外婆是院子里最沉默的人”，“在人前，她是穿过屋顶下光线的一粒灰尘”，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袁凌六岁生日那天，把他叫到院角，将一个煮熟了冒着温热的鸡蛋递到他手上，袁凌说，“这个生日，所有的人都忘记了，连同妈妈和我自己。”还有一次，外婆和大舅娘在铲猪圈，袁凌在圈旁玩耍，忽然，外婆的薅锄碰到“一枚一分钱的硬币”，她从粪里捡起了它，端详了一下，然后把它扬手扔给了我：“拿去吧！”袁凌写道，“外婆弯腰拣拾钱币的姿势很郑重，抛掷给我的手势坚决有力，吩咐的语调铿锵，不容置疑，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比那一刻更有力量、决心和权威的外婆，像是瞬间获得了魔力。”多年以后，袁凌意识到，像外婆这样的人，从表面上看，她们“像是别人生活的背景，已经没有价值，随时可以拿掉”，但事实上，“她们却比那些在前台活动的家长和队长更可靠。像是砌筑田地的石坎，长了发黑的青苔，长年沉默，没有抽枝发芽的风光。但抽掉了它们，田地会即刻崩塌，收成化为乌有。也像是田地本身，孕育了这里的一切，却从不发出响动。只有俯伏触地，才能听见摩挲泥土的风声。”如此，外婆之于整个家庭的位置和意义，还有外婆这样的人群之于社会、世界的位置和意义，便在袁凌这里得以非同寻常的彰显。

比起在猪圈里挥手那一刻的外婆，母亲是个“生疏的魔术师”，“她的道具不够用，常常捉襟见肘，四处露馅”，在母亲那里，“没有什么是不值得节省的，连同衣服上一粒灰尘，因为要用挑回来的水洗掉。”但在实质上，母亲和她自己的母亲是一样的人，“她们不是时代的纪念碑，也够不上无名英雄”，可她们“像土地一样”，虽“不反射光线”，“质地却无可怀疑”，也正是她们，标明了众人“世代生活的路径”。袁凌说，“没有她们，我无从确认真实和方向”，“不论走出多远，我的文字小径是从她们开头。”

以上，是《卑微的力量》第一部分之中心，这是一个作者传递某种求索、确信以及认领，从而给自身和自己的写作以总体定位的开始。《卑微的力量》第二部分，袁凌转而表达了对自己的某种不满——对自己作为新闻调查记者的不满，对自己写下的新闻报道的不满。“我和很多同行一样，以赶场的速度奔波在中国的各个省份里，很难静下心来想想自己见证了什么。对于那些卑微辗转的生活，我甚至称不上是一个合格的证人。”例如在某些矿区，“那些黑洞洞的井口，就像是通向地狱本身，载着矿工们的箩筐在其中消失，我们等不到他们下一班上来，也降不到他们所处的生存底部。”也因此，“即使是偶尔取得了轰动的新闻效应，解决了某个具体问题，甚至达成某种制度改良，仍无从改变沉默的背景，一时的效应很快在时光中耗散，没有存留之物。”“当喧嚣一时的事件归于沉寂，他们仍旧回到阴影中沉默地生活，事实似乎已经被报道多次，甚至变得陈旧，生活本身却并未被传达出来，在轰动和遗忘的镜头切换背后，是一直漠然无视的视野。他们仍旧只是生活剧场灰色的布景，是没有机会购票入场的主角。”这些话语，不仅袒露着人间的伤口，也袒露着书写者和书写的伤口。那对于袁凌这种轻易不肯转过头去的人来说，怎样才是未来可取的道路？

最直观的行进，当然是想方设法地去改变现实，从而减轻乃至解除苦难。但在这条进路中，一方面是看得见、数不清的无力与无能，一方面，则是人容易盲视于无限的“卑微的力量”。

就人类已有和现有的政治、经济、伦理和道德状况来看，世界总会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分化与不平等，总会有整个社会结构体系里的下层和底层，即便下层和底层人民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得到巨大改善，但在各种人与人共在的关系场域中，不可能人人都成为主角。换句话说，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许许多多的卑微者，这既是社会性的角色分配，也是社会性的苦难分配或苦恼分配，而这种分配，历来是支撑人类生活的地基之一。于是，一个巨大的疑问出现了——如果这些卑微者不仅仅需要同情，需要帮助和救护，而且需要被重新发现，重新被看见，唯其如此，来自他人和社会的同情、帮助和救护才是真正贴身的，真正良善和可靠的，那么，“什么是他们的意义？在卑微灰色，不乏粗俗的外表之下，在看似单调的苦难和不公正之余，他们的生活，有无不可替代的价值？”以及，什么是许许多多卑微者用自己身心缔造出来的别一个“世界”？

此乃袁凌的“天问”，也是《卑微的力量》第三部分试图回应的议题。在这一部分，袁凌讲到三位他曾经写过的卑微人物：十七岁“被地雷截断双腿”后，用三十年的时间，将自己的生命之屋建筑在“一双沉重的铁皮板凳”上的黄成兰；“在矿难中失去双眼后，依靠摸索和内心的知觉，重建了自己的整个生活”的邹树礼；“用幸存的上肢，二十年如一日地”通过针绣活_儿编织自己和家人命运的王多权。再加文章第一部分中出现的外婆和母亲，以“他们”为代表，袁凌看见了一个特别的卑微者群体。这一个群体，知识分子高华和张纯如等，包括《青苔不会消失》正文中的海子，是无法被直接归入的，因此，2014年的相似文章中所涉及高华、张纯如的字句，在《卑微的力量》中被隐去了。也就是说，《卑微的力量》所指人群，属于那些“比卑微更卑微”（梵高语）的人。

那么，“什么是他们的意义？”

文章最后，袁凌尝作如是回答：

“生活剥夺了他们大部分的可能性，只留下了仅存的立足之地，有时看起来相当于一条蚕、一匹围绕磨盘的牲畜、一个除了内心发条不能移动的钟表的位置。但在这个仅存的位置上，他们生活的质地和纹理，比显眼舞台上的布景更切实。在一张小板凳上或一条山沟里，资源极度稀缺和国家意志的左右之下，他们对于人性底线和在世意义的成功维护，成就或许超出大张旗鼓的文化、信仰和时代变革。”“这是由于他们贴近生存地面的在世方式，比消费体系追求的舒适更为可靠，也更诉诸内心的直觉。……时代意识喧嚣沉沦之际，重建人性和文明根基的力量，来自于卑微的田野地面。”

进而，袁凌说：“我想完成这近于不可能的任务，为卑微的力量，作无言的见证。”

对于今天的写作者而言，这实在是一个无比沉重的抱负，同时，它也标志出一个极难站定和扎根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或者在朝向这个位置迈进的道路上，更多的无力、无能感会不断蓄积，作家对自己的不满会继续涌现，还有种种可以想象及不可想象的寂寞、孤独之煎熬。更重要的是，在这个位置上，一个书写者需尽力克服其自我疼惜、自我淹没的冲动，需放弃种种自以为是的表达，需“在人性的地平线面前保持缄默，让不可言说的自行发声”，甚至是“唯有倾听，放弃表达”。

这个位置，有的人也曾找到过，却最终选择离开；有的人，则压根不会与之相遇。袁凌是至今仍未止步的逆行者，有时，他称自己为“被选中的罪人”。

二 卑微的位置和书写卑微的意义

某些时候，所谓看见，恰恰是另一种无视。譬如在人们的直观中，以及在流行的观念中，卑微者常常会被视作需要同情的对象，以及等待被帮助、被救援的人，他们是荒芜的边地，是不体面的邻居，是需要被施恩的人，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不多于一枚枚铁做的螺丝或一块块泥做的砖坯。很少有人发现，更不用说承认，无数卑微者其实是大地，是债主，是不自觉的受难者和不发光的基督。他们用自己的血肉哺育、滋养和托举着全世界，他们还献出自己的儿女，献出自己的领土，献出自己对世界本应享有的主权，成为被阻挡、剥夺、围困、碾压和消音的人。他们供养着别人的自由、成功甚至尊严感，但最后，他们成了被同情和怜悯的人。

因此，急需扭转卑微者们的这一“直观位置”，包括扭转相应的“看见”本身。而当许多卑微者在身心受到极大限止乃至残损的情况下，仍以自己的方式守护人性底线、维系生命尊严与光亮之时，他们的位置更需要被重新发现。袁凌说，黄成兰看起来“像是一个孩子”，“比她放的牛、割的稻穗、喂养的鹅、睡的床都低”，“但她在铁质板凳上磨砺的位置，却高于我们所有的人”。此非虚言。同时还需辨识，世界上的众多同情者可能不仅仅是同情者，更是负债者，是应当努力建设自己的偿还意识和偿还行动的人。

在人类已有和现有的社会分配体系之内，承受苦难的位置从未消失过，更确切地说，在人类社会中，与各种幸福允诺相配套的苦难分配体系从未消失过。现实生活中，经由群体或个人的抗争、奋斗、投降等路径，某些人可以摆脱受苦受难的位置，可问题是，受苦受难的位置犹在，且立刻有人会被填进去。这些被填进去的人，往往是那些弱小、卑微的人。

把一个个卑微者具体的苦难和苦恼记下来，写出来，把他们受苦受难的具体社会位置记下来，写出来，无疑是记录、书写人类历史的重要一环。在惯常的表述中，这样的记录和书写能够触发同情，但如前所陈，同情这个词本身并不可靠，比同情更接近实质的，是偿还——偿还自己所欠债务的情感、意愿和行动。

与此同时，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一条奔腾的瀑布”，卑微者亦然，“一旦我们打开眼睛和耳朵，会发现世界不再寂静，布满了条条奔腾的瀑布，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滴泼溅的水珠。”因而，对卑微者的记录与书写，绝不止于他们的苦难与苦恼，书写者还可追随他们，到他们生命的灯塔去，既存心于他们的脚下，也瞭望于他们的远方。

再往深里走，往远处去，这记录与书写还可能触摸到卑微者们渺小而伟大的创造与实验行动，他们中有人，在其身心条件受到严酷限制的情况下，反以其特殊的方式重建了自己跟他人、跟世界的关系，重建了自己的屋舍和家园，重新开辟了自己的领土，重新行使了自己的主权。可以说，他们的这种创造与实验行动于全世界皆有着非凡的启迪意义，因为人都是有限的，或者说是残缺的，只不过彼此程度不同罢了，任何人都不可能进行无限扩张，拥有一切，对于许多人而言，在有限或残缺中重建自己的生命和世界，才是真正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表现。

三 书写卑微的道路

面对卑微者及其在世意义，袁凌作为长期的记录者和书写者，可谓付出了诸多代价——生活上、身体上、精神上的。而在具体的创作形式层面，袁凌则召唤了他所能召唤的诸多文体——诗歌、散文、新闻调查、深度报道、非虚构文本、小说、思想随笔、访谈，等等。总地来看，袁凌是一位将虚构和非虚构写作并举的作家，不过在眼下，他似乎更以非虚构知名，《青苔不会消失》《寂静的孩子》等书中的许多篇章，以及《守夜人高华》《走出马三家》等作品，可谓流传甚广，而袁凌走向这些作品的道路亦十分漫长。

在个人经历上，袁凌常常逆人潮而动，比如，他本是陕西安康平利县八仙镇筲箕凹村的山里娃，高考以学校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到省城西安，结果大学毕业时，为写出真正扎根乡土的大作品，他返回家乡县里法院工作。后终因不被周围人理解，又返身考取上海高校的研究生，谋职时却并未选择东南沿海，而是西去重庆做了新闻记者，可谓又一次逆行。再后来，袁凌到北京的媒体写稿，并因成果斐然而成为新浪网中层管理人员，收入颇丰，且“成功” 在望，然而就在这时，袁凌却感到了巨大的断裂和不安，他又一次选择逆行，只身返归故土，为真实的自我和理想的写作“续命”，而非留在大都市做一具精致空洞的“尸身”。比起许多同时代的同龄人，袁凌委实有着一种更自觉也更不被世风左右的个人主见和意志力，同时也保有一种无法割舍的自我身份意识和底层情结。

在袁凌的社会经验和认知结构中，其独特的人生经历自然构成了重要一维，加之数年操守调查记者的本分和习性，袁凌眼耳所触与步履所及，遍及中国的东南西北、中心与边地，这也极大填充了其经验和认知。而在相关专业学识上，袁凌也有所养成，他分别接受过西北大学和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本科教育和硕士研究生教育，也接受过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尽管中途主动放弃了，因此在知识结构和思想研磨方面，袁凌的相应储备也并无多少亏欠，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在《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青苔不会消失》等之外，袁凌还会有《在唐诗中穿行》《秦城国史》等多种指涉丰富、阔大的著述。

此外，还有已经到来或正在到来的宗教情怀，以及对实践性的极度重视——“文学到现在一定是一种实践活动，不再是一种想象活动，你的生活方式和你的文学一定是合一的，你对别人经验的表述，和你自己的生活形态不能是彼此矛盾的。”包括日益清晰的文体意识和语言意识，比如对新闻报道与非虚构作品的自觉区分，比如对孙犁“沉静、节制、素朴”的语言风格的推崇，对抒情、形容和其他一些文学性元素的警惕。

凡此种种汇聚一处，形成洪流，方将袁凌的言语之舟载至其非虚构文本的深处。也唯有知晓这些幽曲来路，我们在读《血煤上的青苔》开篇几句时，才可能用心理会到密织其间的意义褶皱和情感波纹——

“王多权家的窗户闭着，窗外几乎看不出雪米子的飘落，如同十七年来这间屋子里的时间流逝。”

“从西安出发，穿过亚洲第二长的秦岭隧道，从安康上游的汉江水库入口，顺岚河上行两百来公里，一直往深处走，到达八仙镇。如果你以为到了世界的尽头，到王多权的家还得往里再走一段。他家在豹溪沟顶头自生桥的院子，在院子里是走到头的一家。别的矿工也和他一样深藏着。”

“因为他们是残废者，是人生还没来得及展开就被命运的被单收敛起来的人。”

这几句话，袁凌简直是要一笔写出王多权等人在世界上的地理位置、社会位置和心理位置，也是要将整个世界及其有情、无情带到了王多权等人窗前。

文中，王多权、邹树礼和高章平是作者着墨较多的几个人物，但《血煤上的青苔》最终要呈现的，是一种卑微者的群体，是哑然无声的人间角落。王多权、邹树礼、高章平之外，还有杨波、黄国林、刘光友、秦万美、刘云付、王礼敬、李小梅、夏秉强……以及他们的父母或儿女、丈夫或妻子、姐妹或兄弟……

“乡人说，八仙镇山高苦寒，土地养不活人，除出门打工别无活路。……煤改至今，很多人仍旧在老乡、亲属开的黑口子里下矿，每年开春出去的人，总有一些没有完整回来，变成了灰，或者失去了四肢神经。每一条山坳里都埋着遇难的骨灰，每座老屋的床铺上，都可能躺着慢性死亡的身体。人口不到三万人的八仙镇，隐藏着上千座矿工的坟墓，和上百名残废的矿工。”

“他们的亲人也成了落伍者。落伍者的数目不少于前行的人群，却像绵绵的青苔铺地，没有醒目的机会。”

《血煤上的青苔》是袁凌酝酿多年才熬制出来的作品，其所动用或援引的语言，有直插心脏的般力量，文中的一个个细节，也都足以支撑全篇。王多权他们最先遭遇的，是绝望，他们是受难者，但他们是卑微的受难者。王多权曾对他的母亲说，“防，你防不住。死，有千条路”，高章平则感到自己“会像一条搁浅的船，在山顶上遇难，还捎上母亲”，而邹树礼一开始的感受，“是完全的黑暗，连人蒙上眼睛在黑暗里能够看到的那种光的斑点也看不见。像是从下井时的罐笼中不慎摔落，坠入一个永远也坠不到底的矿洞”。但王多权们的受难并非平白无故的受难，也非一个人全因自己而致的受难，他们的受难是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受难，是世上卑微者们诞生且求生的受难，毫无疑问，袁凌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写出这些。借用奥尔巴赫评价福楼拜的话——“严肃地处理日常生活的现实，一方面让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凸显为表现生存问题的对象，另一方面将任意一个普通的人和事置于时代总体进程这一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这就是我们认为的当代现实主义基础。”可以说，这也是袁凌的现实主义。

《青苔不会消失》《寂静的孩子》等书所涉人物众多，且遍及中国各地的各个角落，陕西八仙镇之外，有中越边境的“地雷村”，也有北京城郊，上海街巷，海南渔村，贵州苗寨，等等。人物层面，除了成年人，还有许多孩童，而在成年人的世界，孩童也属于卑微者一族，表面上看，他们可能会被呼为“王子”或“公主”，然而在成人说了算的世界里，孩童在许多方面都无法为自己作主，更何况，不少孩童的父母本身也属于无法为自己作主的人群，比如《北京五环外的最后日子》《“王子”和四个“公主”》中的“主人公”们。

但千万不要以为袁凌只是在书写卑微者的苦难与绝望，他也写他们的煎熬，写他们在煎熬中的坚韧与创造，写他们如青苔般的湿润与复活，写他们原本的、现在的、未来的奔腾与希望。他既将笔下人物当“非常”之人来写，更将他们当“正常”之人来写，就像在写世上每一个受苦的人。比如高章平坐在轮椅上“打理着一个正常人不会完全自理的一切”，并让自己的小屋充盈着生命的气息，像一朵开在春天河岸上的花。王多权先是绣鞋垫，且由此为自己和家人带来了收入，后来，他又迷上了“面积更大，绣功更加复杂的十字绣”，从而让自己“在一针一脚中织出又同时忘掉了时间”。回到竹园沟的邹树礼，“用十九年时间，一点一点学会了从家务到坡上的农活，直到完全恢复失明以前的劳力”，有些时候，邹树礼“比睁着眼时更明白”，“他种着四亩来地和菜园，前几年还喂着两头猪。养活自己之外，还补贴在镇上开食堂的儿子。”

“在竹园沟的山坡上，不少搬迁的人家土地已经荒废，邹树礼种植的玉米和魔芋，像是破旧裤子上新鲜的补丁。”

这是书写者袁凌对卑微者和受难者邹树礼的礼赞，也是对所有像邹树礼这样的卑微者和受难者的礼赞。换一个时空，“海风猎猎”中，父亲李有笔带着李春风、李大敬姐弟，来到防波尽头的新式灯塔下面，这里是两个罹患脑瘫的孩童平日极少涉足之处，他们还一起登临水上避风的渔船，想象人生和世界的远航。一位卑微的父亲，只能以这种方式补偿孩子们的梦想，但毕竟，他始终想要带他们到生命的灯塔去看看。长期走近、记录和书写卑微者的袁凌，已然能听见许多人听不见的声音，能看见许多人看不见的事物，就像契诃夫作品《草原》中的瓦夏，能在大自然里望见别人望不见的珍宝。

事实上，袁凌望见的比这更多。为此，他让自己的虚构写作和非虚构写作并行，或比肩而立，从而让自己对卑微者的书写更丰富、更完整。比如在非虚构作品《血煤上的青苔》中写到的邹树礼，也出现在虚构作品《世界》中，不过在那里，他名叫刘树立，刘树立是《世界》里最中心的人物和“真正”的主人公。在袁凌的虚构作品中，《世界》是一篇杰作。说《世界》是虚构性的，并非因为它的小说文体——小说也可以是非虚构的，而是因为它写出了人物的某种理想性和完整性，此乃非虚构写作颇难完成的任务。非虚构写作如果一定要完成这一任务，就需要人物的生活世界和行动本身，及其带给写作者的讲述和语言，包括书写者对人物和的访谈与走近，皆能达到必要的深度、强度和饱满性，几方面缺一不可。然而，仅刘树立对后坡相思鸟春天啼鸣的念想和感知，就非邹树礼所能全部胜任，在《世界》中，刘树立从情绪上、精神上的最终“生还”，恰恰是他这个人跟土地和自然万物重新订交、重新聚合的肉体过程和心理过程，这实在需要非同一般的感知、思想和表达能力。从邹树礼的“现实性”到刘树立的“理想性”，袁凌必然要动用虚构——某些符合其创作理念和要求的虚构，反过来也可以说，从刘树立到邹树礼，袁凌撤出了虚构。刘树立的形象，传递出一个卑微者对某些现实有限性的突破和越出，在此过程中，他重新结交了一个世界，或者说，他重新创造了一个世界，重新发明了独属于他的人和物的关系体系、人和人的关系体系，以及命运和神灵。《世界》一篇，全可被视作盲人刘树立独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他的成就和境界，众多比他健康、强大的人，也不曾达到。

到目前，袁凌已出版了两部虚构作品集，其间，刘树立的故事都在，且都是头一篇，足见作家自己对《世界》的重视。而它也刚好说明虚构与非虚构在袁凌这里的互补、共振关系，两种文字形式一起，成为袁凌通向天下卑微者的书写道路。

四 一个难题

袁凌笔下，无论是非虚构作品《血煤上的青苔》中的邹树礼，还是虚构作品《世界》中的刘树立，都抵达了某种叙事意义上的强度和深度。

在邹树礼那里，这一强度和深度首先源自一个人所历经的生存苦难、绝望、煎熬和修复实践本身，即源自生活事实本身，同时也源自袁凌的用心记录和书写，当然，邹树礼所历经的事实是跟王多权等人所历经的事实聚集在一起的，远非他单个人的事实，也正是在这种有强度、有深度的“聚集”中，文本得以承接、传递事实的力量，并最终形式化为一种有强度、有深度的非虚构“信息”。

而在刘树立那里，部分生活的事实得到诗性强化，若就作品的核心而论，这几乎是一篇关于一位失明者的创世故事，其实质，乃是一种理想性呈现。在经历了最初的苦难、绝望、煎熬之后，刘树立开始试着恢复自己在田地里的劳作，一次，当他把第三背苞谷背回家的时候，幺女儿把四季豆汤洋芋饭递到他手上，刘树立“闻到了韭菜的清香”，“觉得饭量增大了许多，吃喝的动静大了起来，也许超过了一个正常人的幅度。一连吃了三碗，在门墩上坐了一会，虽然没有像年轻人敞开前襟，感觉风直吹下了心窝里面去”， 这一刻，经由劳动能力的某种恢复，刘树立的生命力也得以特别恢复，而这一刻所激发的生命敞亮，近乎于刘树立“复活”的标志。同时，这一“新生”的开启，也倍增了刘树立承受苦难的能力，比如承受其子普儿被世界砍斫的命运——在镇上教书的普儿像是一棵小漆树，“才长了半大，被人狠狠地割了几刀”。如此再往后，幺女儿追随伙伴出外打工，屋里平日只剩下两个老的，但背起女儿背篓上坡干活的刘树立，却滋生出这样的生命感——

“半人高的苞谷苗间，猪草蒙严起来了，似乎是把一个人蒙进去。刀口触断了草茎的气息，气息又合拢来，融化了尖锐的东西。闷着头往前，渐渐深入一片水中，伸出的手都不在了。头顶被苞谷叶拢住，另有一层青翠的天，近了很多又深了很多。有一种感觉，眼睛是亮的，黑暗最底层有一重清亮的世界，把前面的换掉了，那些沾了露水的红花蓼和米花是活鲜鲜的，刚刚来到这个世上。可以一直这样前往。”

在“一直这样前往”的途中，少不了探路时的踏空和伤痛，但刘树立都挺住了。加之妻子不离不弃的陪伴，还有儿女的顾惜，刘树立生命中那“收缩”了的世界，又重新生长，敞开，刘树立像在坡地“垒坎子”一样，为自己重建了一个世界。由此，袁凌创造了一个十分独特的“创造者”——失明者刘树立——的形象，而这个独特的“创造者”形象又具有十分普遍的启迪功能：世间平凡之人，几乎都要经历某种成长后的“跌落”，曾经在想象或幻想中无限敞开的世界，在现实中无限收缩，甚至崩塌，而每个人自我的有限性与残缺性则日益显现，太多人，从此成为颓废者，成为玩世不恭者或虚无主义者，成为与黑暗苟合或倒伏的人。是故，人如何在现实的有限与残缺之中，能不弃最基本的道德和伦理要求，并和同行同伴者一起，重新开辟一个能让自己心安的日常天地或生活世界出来，重新让自己找到那种新鲜、湿润、美好、在天地间的生命感觉，实在具有普遍意义。而这样的“创造者”形象，就是放入整个中国文学史，也完全可以拥有自己的位置。

《卑微的力量》一文中，袁凌尝言：“面对他们收敛、俭省与沉默的生活，需要和他们一样降低内心，克服不适，贴近日常生存的质地，寻回对供养我们的物质的感觉。”事实上，在非虚构的邹树礼和虚构的刘树立那里，所谓“降低内心”和“克服不适”，只是必要的通道，却非最终目的地，在他们的勇敢“前往”中，一些属于生命本来或根本性的东西并未失去，而是以别一种方式重新生长起来，并且，其所抵达的深度和强度，甚至有可能超过从前。因此，无论作者、读者，唯有认出邹树礼·刘树立们平凡又非凡的“创造者”身份之时，才能完整地“看见”和“听到”他们的生命故事。这一“看见”和“听到”，最终需要的不是“降低”，反而是“爬高”。与之相应地，人们需要“克服”的“不适”亦非由某种俯就而来的“不适”，而是要从自己原有的狭隘性中挣脱出来的“不适”。

此处，便涉及一个颇为紧要的议题，也是书写卑微和相应阅读行动中的一个难题——“同情”。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卑微往往是值得同情的，与之相匹配地，有另一种观念，即觉得同情是一种值得称道的人类情感和行为，这么一来，同情卑微也就成了一件十分正确、人道的事。然而，这恰恰暴露出人们在精神上的贫困。以资借镜的是，在尼采讲述的查拉图斯特拉的故事中，诱惑查拉图斯特拉走向他“最后犯罪的道路”的，便是同情，是他“对高人的同情”，只有意识到这一点，并且超越同情，查拉图斯特拉才能再次下山。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同情便意味着降低和贬损——对同情者和被同情者双重的降低和贬损，也意味着最终的不可靠和背弃。因此，在书写卑微和相应阅读行动中，作者和读者都应当跟那种视“引发同情”和“给予同情”为其核心目标的写法、读法开战。借用尼采的话说便是——

“要把这句铭记在心：一切伟大的爱超过同情，因为伟大的爱还要创造它所爱的对象！”

“‘我要把自己献给我的爱，对我的邻人，也像对我自己一样，我也要献上我的爱。’——一切创造者都这样说。”

所幸的是，在实际的创作中，袁凌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超越同情。换句话说，袁凌对邹树礼·刘树立们的书写绝不是一种同情式、俯就式的书写，也只有这样，邹树礼·刘树立们的故事才高出了获取同情的位置，而同一切创造者的故事站立在同一条地平线上。这样的故事，也不适用于那些同情式、施恩式的阅读，而是需要读者们更具创造性的阅读，以读出其中的种种强度和深度。

同理，无论虚构、非虚构，即便是在卑微者的受难故事或形象层面，以同情为核心的书写或阅读也应受到高度警惕。比如在《寂静的孩子》中，王多权（《血煤上的青苔》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的人生故事有了进一步延续，但在他的“创造者”形象继续伸展的同时，其“受难”的阴影又重新加重，阴影之一，便是与侄女红林的长年相依相伴行将终结，红林中考之后，需到县里念书，但在县城租房陪读，有这个家庭无法承受的负担，没人陪护的王多权只能回转沟里，再度依凭年迈体弱的老母亲照看，而王多权虽是五保户，看病吃药却得自己花钱，他也没有残疾人补助，如果病情有变，其生命可能随时停歇……尽管如此，袁凌的书写也没有止于同情，而是让相关文字和信息如芒、如桨，以催发人的不安和危机意识，包括引发人对世界和命运的不满，使人想要与之作战，同时也使人警醒自己，不应制造或生产苦难，并清点自身的相关债务。

老实说，要抵达上述这些并不容易，它既有赖于作者广阔而深刻地写，也需要读者广阔而深刻地读，而在这个意义上，无论袁凌自己，还是袁凌的读者，仍需不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