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文格式：葛红兵、王烯.与世界对话——比较创意写作学的建构及未来[J].探索与争鸣,2023,403(05).

摘要：创意写作学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由最开始自欧美高校文科教学体系改革，向各年龄段文学教育研究延伸，到与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相联系，逐步呈现“跨学科”融合研究特征；在创意写作教学活动与文本作品向英语国家之外、更广阔的语言空间进行推广与译介过程中，又在多语种环境下，发展出带有比较文学学科色彩的基于国别差异问题的写作语言、风格比较、学科发展及学术史、创意写作教育教学等国别比较研究，甚至诞生了“第三世界”国家创意写作学创生、发展与传播史研究等学科子方向；把欧美、发达国家与亚非发展中国家的创意写作学术史与学科传播史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创意写作学视角的研究各民族文学与历史的学科比较研究工具；这种研究把创意写作学带出“舒适圈”，促进了学科定位的扩张和完善，强调实践应用，亦饱含人文关怀，其学术视野始终比单纯的、孤立的传统创意写作学和文学研究更为广阔；基于全球视野、强调在比较思维中实现学科“本土化”建构的比较创意写作学，以跨学科比较、非线性跨时段比较为研究路径，在“文化互鉴”的地区、国别与洲际的比较性阐释中不断探索创意写作学如何介入东西方文化研究，创意本位的文科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如何在文化比较中凸显创意写作学科“文创实践性”、“公共服务性”的学科特征等等问题；中国比较创意写作学的建构，将丰富创意写作学发展路径，为建构中国特色创意写作学并促进创意写作学科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结合产生积极意义。

关键词：创意写作；创意写作学；创意写作学发展史；比较创意写作学

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概念源起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英语国家文科学科中发生的守旧与创新之争，后在学者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①的领导下于1936年以学科姿态创生于美国，并向其他欧美国家与澳大利亚辐散发展；经过包括港台在内的中国学者的数十年努力，创意写作学科于2009年正式引进中国学界。如今的中国创意写作学不再仅限于纸上谈兵，具有中国特色、注重中西写作学的社会文化背景及传统差异，致力于原文稿创作规律、原文稿创作人才成长规律研究，培养文化原创人才、培育文化原创作品，推动中国经济创意化转型，服务文化强国战略及创意国家建设的新政治经济格局的新型创意写作学科已经初步成型，建设有中国特色创意写作学理论体系、形成中国创意写作学学派的任务也已经提上学界议事日程。

中国创意写作学的晚发与欧美的先发，构成了鲜明对比，它造成了一个既成事实：目前英、美国家不仅在科技发明创新上处于强国地位，在文化创意创新上也处于先发强国地位。然而，对于这个事实，国内学术界多是盲视的，国内多数学者还活在中国是文化大国的迷梦中，津津乐道于历史文化的悠久和传统文化的博大，却看不到西方文化创意产业先发国家在文化创意创新上的强国、大国事实，看不到他们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霸权地位、强势状态。在这个背景下，随着中国创意写作学的确立和中国话语建构的日益成熟，一门比较创意写作学的诞生也同时具有了意义，这可让今天的中国创意写作学学者们在一个广阔的世界创意写作学语境下从事中国创意写作学研究，令中国创意写作学研究拥有更为远大的发展前景，也能更多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因此，中国创意写作学迫切需要把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变异研究、跨学科研究等比较文学方法论和范式引进自身领域，建立创意写作学和比较文学的融合交叉——比较创意写作学研究范式。

一、“比较”的诞生

创意写作学科的诞生之初，可能仅仅包含着一种反传统文学学科建制的“叛逆抱负”，但是，成长起来的它，毋庸置疑，却包含着全球性理想，它带着文学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全球化的背景，更是成为这个进程的促动者（学科诞生之初，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创意写作“工作坊”的全球野心肯定是谁都能看得到的，上世纪中叶它在冷战格局中的作用，无论是战后对退伍军人的吸纳还是对文化产业全球化霸权建构的参与热情，都非常清晰）。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从英国、澳大利亚发轫然后席卷欧洲、再然后通过亚洲新加坡等国家的传播，“创意国家战略”逐步兴起并逐渐被全球大多数发达国家接受成为“国家战略”，与这一进程同步，诞生于经济、文化全球化及“创意国家战略”全球化双重背景下的创意写作学，被一种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倾向所支配，甚至成为一种文学学科“全球化”的机制性力量。然而，尽管在意识形态上单向度地反对民族主义是不可取的，相反，创意写作必须充分地充实民族传统，写作的民族性在今天的文化全球化时代依然具有深刻的价值，文学长期以来都是培养民族认同、反对“文化霸凌”的中坚力量的，而创意写作学国别比较进而对民族性话语的强调，其目的之一便是“创造性地思考民族传统的活力”，因此国别比较乃至世界史背景下的创意写作学比较，对提升民族传统在文学写作上的活力至关重要。

随着创意写作学的学科化发展，创意写作学学科史研究渐渐地在上世纪末获得学术界的重视，这个重视自然首先发轫于美国。创意写作学起源于美国，在英语国家的高校文科教育中率先普及；较之学科创生初期把各年龄段文科教育教学方法作为研究焦点的现象，由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欧美创意写作学便开始将目光投向文学的社会化发展与述史性研究中。菲利普·布彻（Butcher 1951）通过对美国黑人文学高教体系的述史考察，将美国黑人族裔民权议题引入创意写作学研究视域，由此开启了创意写作学社会化研究趋向；因冷热战争背景与族裔社会问题，美国早期创意写作学的述史性研究往往围绕黑人写作史、战后文学史等方面展开；学者马克·麦克格尔（Mcgurl 2009）在所著《系统时代：美国战后小说及创意写作的兴起》（The Programme Era: Postwar Fiction and the Rise of Creative Writing）②一书中对创意写作学视角下的美国战后文学发展史进行了深入的总括性研究，认为创意写作学通过自身的社会化发展，推动了美国战后民权运动与女性平权运动的历史进程。

以创意写作工作坊教学机制中的“驻校作家”制度为研究切入点，聂华苓（1981）对1978年到2009年间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学科发展史与创意写作国际交流史进行了梳理；大卫·迈尔斯（Myers 1993 1996）则通过发表文章《创意写作的兴起》（The Rise of Creative Writing）与专著《大象教学：1880年以来的创意写作》（The Elephant Teach: Creative Writing Since 1880）考察了美国创意写作学科的发生史与发展脉络，对包括作家、教育家及文学批评家在内的美国创意写作教师群体形成过原因与过程展开研究；格雷姆·哈珀与克里奇（Harper & Kerridge 2004）强调自2000年起创意写作学在英语国家的发展势头迅猛，并受到修读相关文学专业的英语国家大学生的欢迎；保罗·道森（Dawson 2005）则将澳大利亚创意写作学创生史与发展史作为其专著《创意写作与新人文学科》（Creative Writing and The New Humanities）③的行文脉络，在诗学社会化的基础上对创意写作如何推动新人文学科发展提供策略。

除欧美及澳洲英语国家学界的创意写作学学科述史研究外，在创意写作学社会化与跨文化的学科发展研究中，基于殖民地写作问题的写作语言比较、学术史国别比较的相关研究逐渐出现，这种研究把欧美、发达国家与亚非发展中国家的创意写作学术史、学科传播史紧密联系起来并进行了比较，藉此，创意写作学研究开始注重调和自身内在的世界主义、民族主义倾向及早先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在语种研究上实现多元化和比较化：法语国家创意写作述史成为创意写作世界史与国别史研究在英语国家之外的先发突破点，而非洲法语国家及印欧语系国家的创意写作史研究则多以民族独立战争为背景；学者多萝西·布莱尔（Blair 1976）在《非洲法语文学研究：西非与法属赤道非洲创意写作史》（African Literature in French: A History of Creative Writing in French from West and Equatorial Africa）一文中对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文学中的民间故事、寓言、短篇小说、戏剧与诗歌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为非洲创意写作研究及与世界创意写作史的比较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杰拉德·阿尔伯特（Albert 1981）对以英语和法语为研究语种对非洲创意写作史进行了梳理及评述；努尔·纳加与罗伯特·麦基尔（Naga & McGill 2018）则以法语作为其研究加拿大创意写作学发展史的写作语种，对加拿大文学实践背后的国家文化规范与文化权威问题进行了反思。在亚洲，林玉玲（Lim 2001）对中国香港地区的中英文创意写作发展史进行了对比研究，对香港英语创意写作作品中的“殖民刻板印象”（Colonial Stereotype）进行了批评；另有以“亚洲式英语”（Asian English）为研究对象的创意写作传播史研究：对以新加坡英语、玛氏英文与马来西亚英语为创意写作作品语种的相关研究（Hashim 2007; Tay & Leung 2011）亦沿着语际“比较”的路径进行；此外西葡语系国家的创意写作洲际史或国家史，目前暂无直接相关研究文献，仅学者安娜·穆尼奥斯（Munoz 2013）以美国墨西哥裔、拉丁裔与西班牙裔作家作品中的“西班牙式英语”（Spanglish）表述作为对美国当代创意写作发展史与族裔人类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成果。

发达国家间学科发展的内部比较，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横向比较，逐渐成为创意写作学捋顺学科发展脉络及拓宽子学科研究路径的重要方面；同时，也由学科国别发展史比较中，细化出学科“跨文化”的“洲际史”比较研究的新方向。保罗·道森（Dawson 2005）在其专著《创意写作与新人文学科》（Creative Writing and The New Humanities）中便已经运用了比较的研究方法，指出英国创意写作发展与澳大利亚创意写作发展在历史阶段层面的高度相似性；乌杜索洛（Udousoro 2006）分别由国别角度（尼日利亚与法国）与语种角度（法语文学与葡语文学）对尼日利亚创意写作作品进行了比较综述，指出了尼日利亚国家出版机构与文学出版物营销系统的不作为现象；此外，俄语创意写作教学史研究亦进入欧洲创意写作学界国别比较研究视野中，萨金·科尔尼洛夫与塔提亚娜·科尔尼洛娃等学者（Kornilov Kornilova & Grigorenko 2016）通过对俄罗斯与美国创意写作教学史中的创造力测评体系进行比较，指出在俄罗斯创意写作学发展中、不以语种改变而阻隔的“跨文化恒定性”（The Cross-Cultural Invariance）学科发展特点。

由于历史原因，“第三世界”国家的创意写作学创生、发展与传播史研究往往与其国家殖民史、方言写作史等特点密不可分，常常带有语言人类学意义上的由创意写作国别比较研究引向对“本土化”的方言作为写作语言的重要性的探讨。这种倾向在艾达迪·乌卡姆（Ukam 2018）撰写的《非洲创意写作的语言选择》（The Choice of Language for African Creative Writers）一文中首现。因非洲殖民史原因，以法语、葡语、阿拉伯语和英语等殖民地语言，与非洲本土的约鲁巴语、豪萨语、芳蒂语等种群方言在语义融合中共生；乌卡姆将非洲“本土化”方言创意写作作品与欧美的英语、法语及葡语创意写作作品进行语言学比较，指出强加的殖民地语言虽加速了非洲大陆各族群间的文化联系，但制约了族群本土文化发展，他提出：文学创意的当代演绎需要坚守对本土文化的继承发扬，在国别横向比较中以“全球化”的学科视野瞻观创意写作学在跨文化、跨学科发展中的未来趋势。

国内学者对创意写作学的述史性研究既包括对国外创意写作学发展特定时期与特定领域的研究，也涵盖了对中国创意写作学科萌芽、创生与发展期的述史研究；如对美国战后创意写作史的研究（张芸 2009）、1936年到1980年美国创意写作“工坊制”演变史的研究（张雪雨晴 2015；凌岚 2020）等；由学科发生史、发展史与国际接受史三个阶段对创意写作学在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及加拿大等英语国家的国别史研究（葛红兵、雷勇 2017）、由酝酿期、创建期与成长期维度对英国与澳大利亚创意写作教育教学史的述史研究（安晓东 2020）、由英国爱丁堡大学、东安格利亚大学与杜伦大学等高校的创意写作教育教学实践进行学科本土化述史（顾杏如 2020），以及对加拿大1965年至今的创意写作学科史的考析（郑妍 2020）等研究，这些都是国内学者对欧美英语国家创意写作国别史比较研究的突出中文文献成果。

中国创意写作学创意写作国别比较方面的研究成果，呈现“跨学科”与“跨时段”特点，这也与中国创意写作学创生以来便具有的“文创态”、“产业态”的属性有关：如中美创意写作学科建构及核心价值的对比研究，常常强调以创意写作为培养文学人才、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创意城市建设的重要路径（葛红兵、刘卫东 2017）；基于中国与英美、澳大利亚的创意写作教育教学系统与学科史的国别比较研究（戴凡 2017；雷勇 2017）；也有更细化的国别比较研究方向，如中美跨文化创意写作学的比较（李盛茂 2018），价值链、产业链与产权关系等文创产业态的比较（谌鹏飞 2019；宋桂林、刘卫东 2020），以及比较文学视角下创意写作方法论的国别比较（文吉昌、牟飞洁 2021）等。

而对中国创意写作学科的比较性述史研究，也可分为对欧美创意写作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史研究、创意写作全球史的东方视角研究、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创意写作学科史的创生与发展史研究等等。学者宋时磊（2018）基于创意写作全球史观对中国本土化、产业态的创意写作学科孕育期与萌芽期进行了深入研究，完善了欧美体系创意写作学传播史的东亚版图④；在中国创意写作学创生与发展史研究方面，刘卫东（2019）由中国创意写作文学教育述史、文化产业述史与文化创新述史三个角度整合了中文语境下兼具中国化、本土化与产业化特点的中国创意写作学学科史，对创意写作学学科视域下文本创意演进为文化创新产品的逻辑加以阐释，凸显了葛红兵先生提出的当代文学产业化发展的“创意本位论”研究思路，这个思路建立一种独特的基于“创意本体论”的国别发展比较研究思路；此外，学者高小娟（2021）基于文献计量统计方法并采用量化分析图谱软件对中国创意写作学学科发展历程所进行的可视化分析亦具有缜密逻辑性与高度学术价值。

始于欧美文科教学改革的创意写作学科体系经百年底蕴沉淀，在学科述史、国别学科史及国别比较研究方面开拓性成果颇多，但在近十年的研究创新上，学科英文文献中的“比较”思维是相对缺乏的，国外学者大多以新媒体融合发展趋势为单一路径考察创意写作的超文本新貌，少有由文学的产业态及创意源的产业延展角度考察创意写作；国内学界对创意写作学的引进与本土化建构虽起步较晚，但在创意写作产业化发展、跨文化传播与中国化理论创新等方面的成果有目共睹，以“比较”思维进行的创意写作学研究枝繁叶茂，并与产业经济学、社会学与数理统计学相结合。

创意写作学的东、西交流，当尽快形成世界创意写作学史的全貌研究图景，国别史比较研究图景，并在此基础上，详细展示中西经济、文化及政治差异中的创意写作学相似逻辑与不同命义，以文化互鉴为手段进行充分的比较性阐释和延展性探索，寻找创意写作学角度的跨东西文化互释。在中文语境下，国内创意写作学研究亟需为“创意本位”的跨文化东西学科述史、跨业态文创产业增值与非线性的跨时段比较研究找到理论化、体系化的探索路径，这也是全球视野下“中国化”的比较创意写作学建构之路。

二、比较创意写作学：作为一个方向

2022年7月26至29日，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举行了国际比较文学第23届年会，该届大会的主题为“重构世界文学：全球与本土、主流与边缘”(Reimagining Literatures of the World: Global and Local, Mainstreams and Margins)，为什么世界文学需要重构？为什么主流和边缘、全球与本土的问题依然是“世界文学”的核心问题？其实，答案就在这里，中国比较创意写作学建构的根本目的，是在本土策略中找到介入全球的路径，同时也是在世界路径中找到本土可能，是从边缘（创意写作和创意产业后发国家）向主流（创意写作和创意产业先发国家）的进发，同时，也是对这种二分法的否定和批判：后来者，在有些地方反而是先进的，是在先的；而先来者，在有些方面，常常反而是在后的，甚至落后的。

创意写作学科成立之初就试图跨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思维，超越单一的语言和文化传统、超越单一的文学传统才是创意写作学崛起的真正原因。百年前的中国，与西方几乎同步，我们也发生了“文学革命”（中国发生了五四文学革命；美国文学领域则发生了创意写作学革命），但是，非常遗憾，迄今为止，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比较，对两场同时发生的文学革命的发生、发展和结果的比较性认识，我们几乎是零，在这里，比较创意写作学的缺席是一个重大遗憾，我们对百年前发生于西方的传统语文学、修辞学、经典学的衰微没有研究，对西方现代创意写作学对语文学、文学发展的代际更替没有研究，进而对百年来西方社会发生的文化的创意产业化转型发展历程盲视，对创意写作学等一系列新兴学科对这个进程的促动与支撑盲视。当代中国也正在发生这一场新的文学革命：随着创意社会的建构，文学正在经历产业化和创意化的革命，但是迄今为止，西方当年诞生创意写作学的时代背景，他们所要处理的文学问题的特殊性，与当时中国正在发生的文学革命（文化产业化、文学产业化背景下的创意社会革命）的背景和要处理文学问题的国别特殊性比较，尚未有“创意写作学”视角的介入，这方面的研究是有严重缺憾的。

其实，这种研究不仅为创意写作学学科所需要，也为当今比较文学的发展所需要。当今学界对文学研究的全球性理解远远落后于文学意识的发展，未将“创意写作”容纳进自己的视野，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的创意写作界对比较文学的介入，不仅要用“创意写作条线”来丰富比较文学的“文学内部论域”，同时也要打破比较文学的空间论域局限；不应仅仅盯着英语舒适区，而应该更多地开辟新的战场，尤其是那些之前被看作是边缘语种国家的比较。

而对相对处于学术舒适区的英语国家的研究，则同样要跨出高校这个空间范围舒适区，把研究比较的对象扩张到移民群体的创意写作、黑人群体的创意写作、印第安原住民的创意写作、弱势女性的创意写作、城市流浪者的创意写作等等一系列不同空间中去，不仅仅关心高教系统的创意写作、创意写作产业下的专业创意写作，还要关心公共文化系统、公益性质的社区创意写作，我们要用中国方兴未艾的各种社区创意写作、亚文化群体写作和它们进行隔空对话和比较。这是一种呼唤结构，一方面通过对方的经验和成果，呼唤出我们的可能路径，开辟我们的新疆场，另一方面，也用我们的新境遇给对方的既有方案和成果提供新的探索可能；通过这种比较，让他们的来到东方，而且获得东方的支撑与更生，同时，也让我们的去到西方，让西方了解我们的做法和努力，让西方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得到东方同行的纠正与发展，也让我们能得到来自西方视野的议题关照和理论补充。

创意写作学诞生于文学的全球化时代，更诞生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全球化时代，不仅仅文学处于一种全球性对话关系中，而且世界经济正从农耕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向创意经济转型，肇始于上世纪末英国、澳大利亚的创意国家运动风起云涌，创意写作列属于创意产业，因而也同时处于创意国家和创意产业建设的国际化潮流中。不可否认，它的经济基础是文化的创意产业化发展，中国学界在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基础上，同时承认文化的“产业化”“创意化”属性，是近十余年才开始的事情⑤，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晚发，一方面有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原因，另一方面也有文化原因。创意写作学的基本方法、问题意识和理论概念，也应强调本土文化基础，要回到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经典文本中去，在深入研究文本的基础上提出有说服力的论述和观点。

正如宋炳辉教授在第13届中国比较文学年会的主旨报告“文学世界是平的吗？——关于莫莱蒂方法论的思考”中所说，科技与通信的闪电式变化“抹平”世界，使资本、技术与信息超越国界融合为单一全球市场（关熔珍、张靖 2021）；“世界文学”成为需要远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的理论，人类正在前所未有地共享着全球性的“世界文学”，这种“世界文学共同体”所构建的扁平“地球”文化景观，让创意写作同样需要全球比较的视野里确认自己的立场、观点与方法。

总之，中国比较创意写作学理论必须具有比较视野，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理论，也不能仅仅固守中国传统资源，这个时候，对西方理论的背景适应性与中国特色文化产业和事业发展环境进行比较，就显得尤为重要。这里，笔者需要反复提醒学术界注意的是创意写作学诞生的全球化背景，在这个背景上，我们要进得去“世界”又能出得来“世界”，这是比较创意写作学的意义所在。这也是比较创意写作学研究的真正意义所在，深入比较性挖掘和研究，为中国“特色”的创意写作学发展提供策略支撑，让创意写作学更好的支撑中国创意国家建设、创意经济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和人文服务，这是这一学科研究方向的基本使命。

三、走出学科的固有疆域

创意写作学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同时也是一个理论性很强的学科；这一点，过去的西方创意写作学有过误解，它曾经长期把自己当作一个纯粹的“实践领域”，重视实践性而忽视了其理论性，进而理论的关照力度和建设强度不够，使得这门学科长期处于“弱理论”状态。当然创意写作学之所以处于“弱理论”状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时代背景：上世纪上半叶，美国以杜威（John Dewey）等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兴起并形成浪潮，杜威认为，德国古典哲学生产出了一种适应德国民族性的国家观念和国家哲学，这种观念和哲学促动了德意志民族的对外扩张，是德国人美化侵略战争的理论源头。德国古典哲学“赋予这些观念德国特性的那种传统的普遍性”⑥，最终成了为战争输送理论资源、粉饰德国对外扩张和侵略行为本质的帮凶（龚世琳 2021）。杜威的这种批判，造成了一种美国哲学的反哲学倾向，成了美国学术界的一个整体浪潮，创意写作学诞生于这种思想背景之中，创意写作学的兴起得益于这一浪潮，它的实践性、实用性让它逐步地取代了传统的语文学、辞章学、修辞学，走向实用的写作能力培养和创意能力养成。当时，乃至当今的美国，许多人把它定义成是实践性领域，把它当成是文学、语文学领域的“反理论”运动，它让传统的经典学、语文学、文学走向衰微，那它自己，难道不应该坚守“反理论”的道路吗？不应该把自己定义成是“反理论（反学科机制化）”背景上诞生的新型实践性学科吗？

二战以后，世界进入一个理论蓬勃发展、影响极大的时代，文学理论蓬勃发展、影响极大，甚至左右整个学术界（例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法国、八十年代的中国），在传统的历史语文学和修辞学之外，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哲学等不同学科的概念和方法，都曾经为文学研究提供新颖的理论，萨特、德里达等出场于这个时代，但是，创意写作学发展似乎并未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它依然坚守了自己的“反理论”立场，它埋首于接受退伍军人，通过表达性写作为退伍军人“疗伤”，它埋首于战后迅速崛起的文学、漫画、影视等文化创意产业，通过这些产业，向全球输出自己的影响，它满足于把美国故事写成新的世界神话，为美国品牌向全球（甚至向其敌人苏联阵营）的输出，它和美国成为世界文化霸主的进程同步，它的一切尽管时常遭到内部质疑，但是，却很少收到外部否定，有一种观点甚至认为，它的输出甚至影响了冷战的最终走向⑦。这个时候，它似乎并不需要理论来说服对手，因为它没有对手。

但是，创意写作学在中国的诞生却并非如此，诚然，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无限潜力在中国近十余年的经济业态发展中方才始现，中国的创意写作学的引进者甚至要从“作家可以教吗？”这样的基础问题出发来说服他们的同行，中国的语文学的经典学、修辞学、辞章学传统，经典阐释学理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要比一百年前的美国要强大许多，中国的中文系全完是它们的天下，创意写作学在理论上遇到了自己的敌人——这个敌人最终在中国出现并非偶然。中国学者比他们的美国同行更需要在乎“创意写作是不是一个学科”的问题，他们要说服同行，接受创意写作，就首先要在中国学科体系中为其争得一席之地。而在此之前，创意写作学的学科化，在他们的发源地似乎并不显得特别重要，创意写作学的质疑大多来自其内部，大多来自“创意写作学为文化工业培养机制化的作家，会不会让作家失去创造性”等实践性问题。事实上，创意写作学的学科化，把自身体系化，从而让自身跻身于学科之林，在美国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方面的讨论并不多，美国学者黛安娜·唐纳利（Dianne Donnelly）《作为学术科目的创意写作研究》（Establishing Creative Writing Studies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⑧一书是这方面比较重要的一个成果。它在美国的影响并不大（该书立即为中国学者翻译并出版，说明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心远胜于美国），但是这本书开创了将社会批评理论、心理学理论、历史学理论引进创意写作学的思路，试图把创意写作学建立在严谨的理论之上，当然它们在唐纳利那里是借道了文学理论的。

但是，当今中国创意写作学面临的文学理论命题是，创意写作学在语文学、修辞学、辞章学之外需要自己独创的理论话语系统，一个独创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需要自己独立的学科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才能说服自己的同行，进而在中国文学界拥有一席之地。这个体系并非空中楼阁，例如，它与接受美学跨界比较研究协同，得到“创意阅读理论”，它与心理学跨界比较和结合，得到“疗愈写作学（表达写作学）”，它与历史学跨界比较研究并融合，获得自己的非虚构传记写作理论、家族史写作理论，它与文化产业学相比较并相互融合，得到创意写作产业研究的独特方法和论域，等等，这些跨学科比较融合研究，极大地促进了创意写作学边界的拓展和方法的提升。

因此，强调创意写作学的独立学科属性，就必须强化跨学科比较及融合研究，这二者是并行不悖的，后者可以支撑前者。在传统的语文学和修辞学、辞章学之外，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哲学等不同学科的概念和方法，都可以为创意写作学研究提供各种跨学科基础理论的支撑。创意写作学的发展也同时愈加证明当今创意写作学需要的并非学科间的竞争（为自身的合法性提供争辩和论证，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它的母体学科和兄弟学科），而是合作，在这里我们需要再次重申创意写作学的发展需要打开学科阈限，保持学科开放，它的成就依赖于更多亲缘学科、也包括远端边缘学科的通力协作。

四、在时间的非连续性之处

创意写作学在中国的命运包含着冲破高教现有机构设置和学科系统限制的诉求，学科合法性无法建立在传统写作学的更生上，也无法建立在对现有中文学科系统的寄生上，它必须学会如何同其已经被锯断的历史相处（写作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已经不存在），它需要为自己提供更为广泛的涵盖中西两条线的从古代到当代的学术史扫描，重构自身的历史，从历史中寻找自身的连续性，以便历史地解决一系列长期存在的基本问题。另一方面，它应该着重与某些历史转折点上的“事件”，一种断代史的“事件”比较研究，一种跨时段照比，在中国意味着创意写作学科在当代的发轫和百年前它在西方的发轫进行跨时段对比。

创意写作学的发展之路并非一部线性的进步史——这使得跨时段研究显得尤其重要。尤其是当下的国内研究，其对创意写作学发展的全球性理解远远落后于创意写作及创意写作产业的全球性发展：有些理解我们尚处于西方的“二十世纪20年代”前状态（例如文学写作是否可以教），有些，我们又和西方的当代同步甚至所有超越（例如创意本体论文学观的建构）。事实上，这种穿越时空的“跨时段比较研究”，在中西之间可以在任何领域发生，也有必要，例如，欧美文化创意产业崛起并逐渐诞生全球创意产业大国、强国的时段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而在中国，则要相对之后半个世纪，这个过程是肇始于本世纪初，类似这样的研究，是一种中西之间的跨时段比较研究。而同时，还有在自己的空间框架内、文化和学科发展史框架内的跨时段比较研究，它着重探究处于转折点的作家作品、创作现象、产业现象、教育教学现象，以期构建创意写作学发展内部的当代宏观图景。

非线性的跨时段对比，其目的并非为了探讨差异。一方面，我们以跨时段对比作自身学科史的梳理反思，即“反省历史”，探究某些有效的创意写作策略在发展过程中闭塞的原因，也探求某些无效的路径策略，却始终占据着历史的主导地位、很长时间不被阻断的原因，以寻找不同的时段的某个同一角度，建构跨时段比较的共同基础⑨——这是我们需要尽快做的工作之一。例如，研究爱荷华创意写作“工作坊”，就应该注意到它的美苏冷战背景，而这个背景其实可以在遥远的东方找到另一个呼应点，作为创意写作学的中国前历史案例——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中日抗战背景下发展出了鲁艺“毛泽东文艺路线”，培养模式是“工农化”“民间化”，强调作家思想灌注的意识形态属性，这让延安成了中国的左翼文学之都（当时左翼青年共同聚焦的革命文学圣地），而同样处于国际斗争环境之下的爱荷华，却走了另一条路子，它促进了爱荷华的写作事业（社区公共文化）及写作产业（爱荷华文学出版业的聚集和勃兴，最终让爱荷华成了联合国授名的世界文学之都），在这里，工坊制强调的恰恰是与延安路线不同的另一个方向，这种跨时段对比并非没有意义。

另一方面，这种对比是为了寻求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时间连续性的发展节点之间的所呈现出的连续性，一种比线性连续性更加有意义的“连续性”。它让我们可能越过很多的时空阻隔，并找到创意写作学发展“历史”的隔空“逻辑序列”。我们的研究，要和创意写作学科的本身的全球背景及抱负匹配，就要同时与过去一个世纪全球范围内丰富多样的创意写作学（前创意写作学，欧美语境下的创意写作学）的发展进行更广泛的比较接触。“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太多的文物和生命已然消逝”（徐洁 2021），由非线性对比中窥探发展的连续性，创意写作学发展的国别史和世界史中那些已然消失的人和事，便可能在地球的另一端复活。

此外，这种跨时段比较不仅可以发生在自身的时间序列内部，还可以发生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间序列之间。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段，带着不同的时间烙印，如本世纪20年代范雨素在北京的底层女性社区写字群体的创作（具有自发的写作工作坊性质）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深圳打工文学创作（工厂写作）间有相当的可比性，而同时期，美国的非职业社区写作女性，却在写《暮光之城》（Twilight），该书作者斯蒂芬妮·梅尔（Stephenie Meyer）也并非专业人士⑩；再比如说《五十度灰》（Fifty Shades of Grey）是女性写作吗？千真万确，不仅是由女性写作的，还是由大妈写作的，是标准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在极端的乏味枯燥的生活当中产生的性幻想⑪，那么这三者直接有什么联系呢？建构一种基于比较视野的联系起来的研究，难道真的是没有意义的吗？

创意写作在当代已经变得如此广泛和宽阔，它发生在校园，也发生在社区（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它发生在工业化的大文化创意产业机构，也发生在个人的书房或者卧室，它发生在某个作品的出版环节，也可能发生在某个医院的病房里（表达性写作或者疗愈写作），它可能表现为文字，也可能表现为一次行为艺术（艺术行为活动、社区疗愈剧），等等，它的“时间”序列因此而被打碎，跨时段、跨时序的创意写作比较研究，正是要做这样的碎片时间拼图，让创意写作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跨国和全球的层面形成积极的对话关系。

今天，创意写作学不应该再把自己仅仅当成一门孤立的学科，它是一门这样的学科：它反对了传统的语文学、经典学、修辞学，等等，但是，它又把这些传统的语文学各个学科领域缝合了起来，它给文学内部搭桥，让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的国别史，乃至比较文学，等等重新得到弥合，它是一门综合的让“学科和学科”“非学科和学科”间获得粘性，在它的平台上，它正在重构一个新的文学蓝图，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一个初生的婴儿，但也是一个一生下来就拥有巨大体格的“幽灵般的”存在。

五、未来的比较创意写作学

在中国创意写作学确立及中国话语体系日趋成熟的学科背景下，亟需建构全球视野下、彰显“本土化”创意写作特征的比较创意写作学研究体系；在现有的创意写作全球史与国别史、国别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将创意写作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融汇交叉以形成“子学科”研究路径，并在“文化互鉴”的比较性阐释中探索创意写作学介入东西方文化研究、创意本位的文科教育教学实践活动研究等方向的学术新视角。

创意写作学的中国学派，不仅要在创意写作学研究中国和阐释中国作品、研究中国作品的创作规律等问题中掌握话语权并发挥引领作用，还应就世界性普适意义的基本理论问题及实践方向提出中国方案。创意写作学当为中国文学参与世界对话、中国写作进入世界视野、中国作家获得世界认可，参与世界写作人才培养、作品培育大循环做出更大贡献。

比较创意写作学的未来，将在愈发贴合中国创意写作实践和中国创意师写作学“创意本位”的文学观、产业观的基础上，在理论“破局”中凸显创意写作学科“文创实践性”与“公共服务性”，并在非线性的跨时段对比中进行文学史的反省、自身学科发展的序列比较，以及不同洲际、国家与地区的不同时间序列比较中，发现以“创意本体论”为基础，以比较创意写作学论述为方向的“当代文学研究”的意义与方式。于此同时，在比较创意写作学的本土化建构中，也体现着中国创意写作学界介入、影响世界创意写作学科总体发展动向的学术潜力，使在西方创意写作学相关研究中，尚未形成缜密蓝图和结论的文学产业化道路问题、传统文科教育创新化发展问题、文学公共文化服务问题等，得以参照来自我们东方的、在比较观点上融入研究范式创新与独特实践经验的中国比较创意写作学的结论和成果。

注释

①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是传播学学科的集大成者与创始人，彼时（1936年）施拉姆由爱荷华大学英语文学博士专业毕业并担任爱荷华大学英文系教职。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前，施拉姆的学术研究重心主要集中在英语文学与创意写作教育教学上。

②马克·麦克格尔（Mark Mcgurl）所著《系统时代：美国战后小说及创意写作的兴起》（The Programme Era: Postwar Fiction and the Rise of Creative Writing）一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于2009年首次出版，其中文版《创意写作的兴起》于2012年由中国学者葛红兵及其团队着手译制引进并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③《创意写作与新人文学科》（Creative Writing and The New Humanities）是澳大利亚学者保罗·道森（Paul Dawson）对英语世界创意写作学发展史进行深入研究所撰写的专著，在该书的第二章“From Imagination to Creativity”（由想象力到创造力）及第五章“Creative Writing in Australia”（澳大利亚的创意写作）中采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对美国、英国与澳大利亚的创意写作学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

④学者宋时磊2018年发表在《写作》期刊第8期上的文章《创意写作在中国接受与传播的历史考析（1959—2009）》是一个开创性的比较创意写作学研究，包含了内地与港台三地比较的学术视野。

⑤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文化产业”概念并把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激活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文化的创意化发展）联系起来，2009年7月22日国务院常务委员会依据党的十七大“积极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激活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精神，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2014年4月国务院发布《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和《进一步支持文化企业发展的规定》，中国的文化产业化和创意化发展获得制度支撑。

⑥参见杜威于1915年2月出版的《德国的哲学与政治》一书，该书收录了杜威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开设的三场系列讲座的讲稿。《德国的哲学与政治》的论述起点是德国古典哲学和德国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以讨论“德国问题”的方式讨论美国的现实和未来。

⑦参见马克·麦克格尔所著《创意写作的兴起》第三部分纵观创意写作（1975—2008），葛红兵等译，广西师范出版社2012年1月版。

⑧参见黛安娜·唐纳利所著《作为学术科目的创意写作研究》，许道军、汪雨萌译，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版。

⑨创意写作在中国诞生之初，复旦大学请来的是严歌苓，严歌苓又让复旦大学对接了约翰·舒尔茨（John Schultz），约翰·舒尔茨（John Schultz）鼎盛年代工作于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让舒尔茨来到中国的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这之间有数十年的跨度。这种跨时段、跨文化的创意写作历史回响，恰恰构成了中国创意写作学，也构成了世界创意写作学发展的有趣现象。

⑩斯蒂芬妮·梅尔（Stephenie Meyer），1973年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三十岁之前几乎没有丝毫的写作经验，是一名全职主妇，2003年凭借小说处女作《暮色》（Twilight）一举成名。参见沈磊：“《暮光之城》,现代版灰姑娘的生死爱恋——解读斯蒂芬妮·梅尔《暮光之城》系列”，《时代文学（上）》3（2010）：118-120。

⑪《五十度灰》（Fifty Shades of Grey）由埃丽卡·莱昂纳德（Erica Leonard，笔名E. L .James）著。莱昂纳德原是英国广播节目制作人，在其46岁时尝试以创意写作协同工作坊形式参与“小说续尾”活动并形成了《五十度灰》这部风靡全球的情色性虐小说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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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5期

作者简介：

葛红兵，上海大学中国创意写作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烯，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