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文格式：葛红兵,范天玉.创意写作的“人民性”问题[J].南方文坛,2023(4):55.
摘要：创意写作的诞生是以“反对古典语文学让写作获得人民性”为初衷的，但是，在西方创意写作史上，创意写作的人民性始终与商业性是一对矛盾对立概念，创意写作的人民性常常在商业性压迫下晦而不显，而在中国，创意写作的人民性则要处理其与党性的辩证关系。如何借鉴欧美创意写作历史经验和教训，处理好创意写作作为文创产业的商业性与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社会公益属性的辩证关系，如何承续中国新文学优秀的人民性传统，处理好创意写作的人民性与党性的辩证关系，这是中国创意写作中国创意写作发展的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中国创意写作学建构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命题。中国的创意写作人民性问题必须坚持党性原则，体现人民意愿、感情和渴求，要坚持大众价值、底层情怀、民族担当，必须在文化创意产业实践和公共文化服务实践的双条线发展中坚持审美高标与社会接受的统一，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体现人民喜闻乐见。尤其重要的是，创意经济时代，在赶超创意经济先发国家文化创意产业GDP产值占比31%的国家创意化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创意写作只有坚持创意本位和“人人能写作”人民性理念，走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人民性之路，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作为创意国家战略的底层基础设施建设而为国家创意化发展做出战略性贡献。
关键词：创意写作；人民性；党性；商业性；创意国家
人民性是中国创意学理论建设和实践探索绕不开的重要命题。中国新文学诞生的那一刻起，它就和人民性联结在一起，之后，人民性一直是中国新文学永远长青的理论话题，每个中国新文学发展的重要时代，均和这一理论话题缠绕；每个时代都给了人民性以不同的定义，人民性一脉相承，但又有各自的时代侧重。中国新文学进入新时代以来，人民性问题更是一度成为理论热点，它和新世纪打工文学、底层文学、民间文学、非虚构文学等浪潮结合，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新时代中国特色创意写作学理论建设，同样离不开人民性问题。创意写作的人民性问题来源于新文学本身的人民性属性，但是，同时又有其自身的理论与实践要求。创意写作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和担当。创意写作与人民性息息相关，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表达形式，创意写作需要关注人民的需求和利益，创意写作的人民性问题首先表现在写作价值观上，创意写作需要表达积极、正面的价值观，以此提升人民的思想品格。创意写作需要承担社会责任，创意写作作为一种公共文化产品，它常常以社区写作工坊的形式深入到社区的各个层面，成为社区文化建设的助力和源泉，它关注社会问题。创意写作需要关注文化多样性，作为一个多元社会，文化多样性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创意写作需要为文化多样性作出贡献。创意写作需要关注人民的语言习惯和文化背景，用生动、准确、易懂的语言表达创作内容。受众需求是创意写作的重要理论话题之一，创意写作把自己理解为创意产业链上游的原创文本环节，需要关注大多数受众的需求和兴趣，以此满足人民的阅读需求。创意写作与人民性息息相关，需要关注价值观、社会责任、文化多样性、语言表达和受众需求等问题，创意写作需要关注社会发展和公共利益，承担社会责任。
一
创意写作在坚持“创意本体论”“创意是人的本体性实践”的基础上，秉持“人人能写作”的“人民性”基本原理，践行“写作为人人”的人民性理念，与人民性观念是天然接壤的。创意写作在其美国源头处，是由反对作家天赋论、经典阅读学、语言修辞学等传统语文学观念基础上而生发而来的，它的出场意在把创作由天选之人的特权而交给平民，创意写作在高校开设课程意在打造平民化的创意创作阶层，是创作上的平民主义，它的出场意在把阅读由贵族阶层的权能通过创意产业发展交给普通阶层，它的服务目标首先就是大众主义的；它以为退伍军人、底层妇女、移民阶层、少数族裔等服务为对象，让这些人不仅作为沉默的读者存在，还作为能发声的作者存在，是它的创生宗旨，可以说，创意写作是写作上的人民性之学，是人民性写作学。但是，人民性，对于创意写作学来说，并非天然自明的概念，人民性概念依然需要认真的澄清和审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历史上，“人民性”概念一直是和“党性”概念结对出现辩证认识的，是关于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在宣传、创作等具体领域工作方法和指导思想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但“人民性”概念的命运也有波折，1983 年，全国新闻工作会议通过《关于加强新闻工作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正式禁止在新闻宣传领域使用“人民性”的概念。2002 年胡锦涛担任党的总书记后关于新闻工作的第一次讲话，重新提到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但这是一个内部讲话；2013年8月19日，2013年 8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重提党性和人民性的概念，强调二者的统一，为宣传、创作领域“人民性”概念研究和认识重新打开了理论空间。尽管人民性概念由来已久，渊源有自，但理论界此前对党性和人民性关系的认识一直存在偏差[1]，陈力丹先生在《党性和人民性的提出、争论和归结——习近平重新并提“党性”和“人民性”的思想溯源与现实意义》一文中对此这样总结，一种是把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认为党性就是为少数人服务，人民性就是为多数人服务，因此要牺牲党性来迎合人民，这种偏差忽视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和宗旨，即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先进阶级的先锋队；另一种是把党性和人民性混淆起来，认为只要符合人民意愿就是体现党性，不管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偏差忽视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科学指导思想，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如果说在宣传领域，正确处理党性和人民性关系的关键在于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体现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那么在创意写作领域，坚持这一基本原则，把这一原则当做基本信条，也就走在了正确的方向上。但是，关于这一辩证关系的正确坚守，其实也不那么简单，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关于党性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科学指导思想，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是一致的，而如何认识人民性，却又复杂一些，例如，陈力丹先生在文中把人民性理解成了“多数人”就值得商榷。“多数人”作为对人民性的基础理解，“多数人”是人民性的基本内涵之一，人民性首先意味着大众性，与大多数人站在一起，为大多数人代言和服务，这是不错的，但是，有时候，数量上的多数人并不一定代表质量上的“先进群体”，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也会出现少数人反而代表真理和未来方向的情况，这时，人民性就需要上升为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需要在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做出平衡。然而，人民性问题，在这一点并不是没有争论的，王晓华先生曾经在《人民性的两个维度与文学的方向——与方维保、张丽军先生商榷》[2]一文中提出了两个维度来建构人民性的观点，一是底层性，二是公民性。底层性强调文学作品要关注社会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反映他们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诉求；公民性强调文学作品要表现所有市民的主权者身份，维护他们的平等自由和民主共享的权利。王晓华先生认为，中国文艺思想史上的人民性理论存在着长期的理论传承通道误解和现实社会理解误解，而坚持正确的人民性观念并不容易。创意写作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强调“创意”超过“写作”，注重文字创作的形式、技巧和效果，同时也借鉴语言学、文艺学等相关理论。创意写作学的目标是培养具有创造力、批判性和审美能力的写作者。中国特色的创意写作学人民性论述必须体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同体思想，即文学作品要关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幸福，反映他们的历史地位和社会责任，有助于提高文学作品的社会意识和批判性，促进文学与时代、与生活、与人民紧密联系。在笔者看来，人民性表层体现的是多数人意志和意愿，而深层则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深刻认识人民性概念，必须展现中国视野、当代经验和文学方法的统一，创意写作要立足中国国情，反映当代社会变化，运用创新的表达方式，这种方法要有助于提升创意写作作品的原创性和艺术性，增强中国创意写作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一方面它是基于多数人意愿、感情和思想的表达，另一方面，它也是底层意志和公民意识的凝聚，它同时也是鲜明民族特色下的产物，深刻的人民性就意味着深刻的民族性，它必然为中国创意写作在世界之林的地位提供思想情感、价值坚守和语言艺术风貌、特色的支撑。
坚持人民性，意味着创意写作要从中国文化土壤中提炼中国人话语系统，即创意写作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表达中国人特有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这种必要性有助于保持文学作品的民族特色和历史传承，构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共同体。
二
正如上文提到，创意写作具有先天的人民性意味，早在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以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3]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和教育家开始提倡创造性写作教学，认为创造性写作是一种表达个人思想和情感的自由而有趣的活动，可以培养人民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其教育改革思想和动机，包含着原始的人民性动机。及至20世纪中期，以保罗·恩格尔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和教授在爱荷华大学建立了第一个真正有影响力的创意写作项目，认为创意写作是一种可以通过工坊式教学模式来传授和提高的技能，可以培养人民的文学鉴赏力、沟通能力和创作专业素养，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这其实就是一种创意写作及教学上的人民性理念，甚至，笔者认为，创意写作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文学写作学的人民性转型”。创意写作在爱荷华大学发展以自己的创生史同时伴生了人民性写作理念的创生，在爱荷华，创意写作的人民性理念是指将创意写作作为一种民主化的表达方式，使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其中，让创意写作成为一个可以被广泛接受的文化形式。这个理念的核心思想是将写作的权利赋予每一个人，并通过提供平等的机会和资源来促进个人的发展和创造力的发挥。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课程作为一项教育计划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它将创意写作作为一种人民性的表达方式，以鼓励学生参与其中，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这个计划的核心是提供平等的机会和资源，让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学习和发展自己的写作技能。该计划提供了一个非常开放的教育环境，学生可以在此处进行实践性的写作活动，互相分享自己的创意和见解，并得到丰富的反馈和指导。它注重培养学生的自我表达能力，鼓励他们在写作过程中展示自己的个性和特点。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可以学到写作技能，还可以培养自己的自信心和独立思考能力，让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和展示自己的价值。就人民性而言，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课程计划还特别强调创意写作的社会性和文化性，鼓励学生将自己的写作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关注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通过写作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思考。这种社会性和文化性的创意写作，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还可以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认同感，使他们成为更加积极的社会公民和文化参与者。也正因此，爱荷华大学的创意写作不仅仅只是停留于高校内，而是走出了校园，他们走向文化市场与大众文化生产销售和消费结合，他们走向社区，与社区市民结合，让爱荷华这个城市处处充满了创意写作工作坊，成为联合国“文学之都”。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计划以其开放的教育环境、注重个性和自我表达能力的培养、关注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的创意写作，以及提供平等机会和资源的特点，体现了创意写作的人民性理念。这个计划不仅在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还为其他高校和教育机构提供了一种以学生为中心、注重个性发展和社会责任的创意写作模式，促进了创意写作在教育和社会中的发展和普及，它以极强的人民性品格标志了创意写作学科的诞生，从此创意写作的人民性理念成为现代创意写作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广大创意写作者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资源，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展示自己的价值和魅力，文学创作不再仅仅是贵族和知识分子的特权，而是通过产业和事业，走进千家万户，极大地解放了人民的文学文化生产力，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文化消费和文化生活。不过，由爱荷华而来的创意写作的人民性概念，并非没有遇到挑战，创意写作在其历史发展中，一方面坚持了自己的底层性、大众性，其人民性关怀是一以贯之的，但是，显然，在美国社会，它也一直在被资本乃至反人民性政治收编，创意写作的人民性属性也一直处于某种动态摇摆中。在美国创意写作史上，同时存在着大量资本和政治对创意写作进行收编的情形，导致创意写作与其创生初期的人民性初衷冲突。二战以后，20世纪中期，随着报纸、杂志的兴起，以及出版、广告和市场营销的发展，创意写作开始逐渐被商业化。商业公司开始将创意写作视为一种文化生产、推销和宣传的手段，将创意写作资本化，以追求商业利益为主要目的。出版行业在这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他们将创意写作视为一种商业行为，用于增加销售和利润。受此影响，创意写作某种意义上，从其人民性根基中被剥离出来，变成了一种符号交换和营销的工具，同时，创意写作的内容和形式也受到了很大的商业性侵袭。商业公司通常会强调产品的宣传和推销，而不是创意的质量和独特性。他们更倾向于追逐和满足市场的需求，而不是把文学艺术的追求和社会价值品格放在首位。这使得创意写作的创新性和多样性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创意写作者的创作空间也被压缩。商业性被特别强调而审美性反而被压抑，不可否认，这种现象导致了创意写作价值的贬值和流失。随着市场的饱和和竞争的加剧，这种情形有时还愈演愈烈，商业公司不够重视创意写作的质量和创新性，而更关注产品的销售和利润。这使得创意写作逐渐沦为一种低质量、低档次的盈利工具，当它作为纯粹商业活动存在的时候，往往以失去原有的审美精神和人民性根基为代价[4]。创意写作本应是一种表达个人创造力和独特性的文学形式，它的根基在于人民性和民主性，因为它是由人民创造和欣赏的。然而，因为上述情形的存在，创意写作常常离开了它人民性的家园，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商业化和娱乐化的趋势，创意写作越来越多地被视为商业行为而不是人民行为，这导致了创意写作逐渐失去了其人民性的根基。不过，对于这种现象的反思，创意写作界也一直存在，重回创意写作的人民性根基，鼓励多样性和创新性，避免过度商业化，尊重和保护创意写作者的权利和创作空间，让阅读和创作重新归于人民主权，这是创意写作一直致力的发展方向。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以乔治·桑德斯[5]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和评论家开始反思创意写作的局限性和危机，认为创意写作需要更多地关注社会问题、文化多样性和政治责任，可以培养大众的人民意识、道德观念和社会参与，基于此，他批判了创意写作的资本主义商业和政治“倾向”，呼唤一种新人民性创意写作。在《在雨中的池塘里游泳》[6]一书中，桑德斯认为，创意写作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也是一种道德行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更好地关爱世界，他进而倡导一种新的人民性创意写作，创意写作应该反映人民的声音和需求，并通过创造共鸣和联系来增进社会团结和理解。桑德斯在《在雨中的池塘里游泳》一书中，选取了七篇19世纪俄罗斯短篇小说作为教材，认为，这些俄罗斯作家都具有一种“人民性”，他们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和苦难，并试图通过幽默、同情和批判来表达对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他认为，这种人民性是创意写作最重要的品质之一，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与读者和社会的联系，并传递一种积极而有力量的人民之声。桑德斯是一位通过自己的理论和教学工作来提倡人民性的创意写作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把人民性体现人民性在他小说中的作家。早期的桑德斯是一个海明威式的现实主义者、极简主义者、高效主义者，进入创意写作教学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之后，随着创意写作观念的成熟，桑德斯对当时流行的创意写作观念拥有了反思能力，他批判了纳博科夫式的商业主义、现实主义、资本主义的创意写作，发展出自己的独特的写作方式，成了一名写鬼魂、科幻和疯癫的作家，这让他走上了另一种“非美国风格”的新人民性“创意写作”之路，在这种创意写作中，讨好市场的风格被否决了，他要求，故事应该是安静的、家庭式的、非资产阶级政治的，然而却一定激活读者革命精神、反抗精神和道德精神的，在他的眼里，故事的反叛是无声的、偏离的，它来自于一种最激进的观念——每个人都值得关注，宇宙中每一个善恶的源泉都可以在每一个卑微的人及其思想的变化中被捕捉到。
以乔治·桑德斯为代表的一群创意写作学者、教师和作家，他们批判创意写作人民性丧失的状况，通过重新注入人民性，试图使创意写作重新找回其原初的根基。在桑德斯那里，这些理念与他对社会主义和左翼民主政治的信仰息息相关，桑德斯强调社会公正和经济平等，他甚至直接参与了当时美国政治的许多活动，直接致力于推动美国社会的“进步议程”和“社会公正”，他的作品和政治信念都反映了他的人民性对民主价值的信仰，最终桑德斯的作品因其人民性品格而获得人民的认可，并影响了一代创意写作者及其作品的风貌。创意写作努力通过对生活的深刻观察和对社会现象的批判，传达了人民的声音和需求，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情感，创造人民性共鸣和联系，通过像乔治·桑德斯这样的人物的努力，创意写作证明拥有自己的人民性，而在与可能丧失这种根基的斗争中，它始终是可以获胜的。
三
借鉴美国创意写作史的经验和教训，承续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信念与价值追求，中国的创意写作在人民性问题上可以做得更好。过分地强调其产业属性，而忘记了其公共文化属性，必然让它成为资本的奴婢，过分依赖市场，甚至把是否畅销当做是其唯一标准，一种在单一市场标准中发展的创意写作，必然走向其人民性创生初衷的反面。而要真正做到坚守人民性底线，我们的创意写作应该始终坚持：创意写作应该表达大众价值，关注普遍而重要的问题，并提供有益而有力量的答案，人民性应该是作家自觉地和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站在一起；创意写作应该具有底层情怀，关注弱势群体的生活和苦难，并试图表达对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创意写作不应该是高高在上的同情和职责，而应该是由底层情怀而来的怜悯和悲恺，作者不应该是高高在上的贵族，他应该匍匐在地；创意写作应该坚守民族精神，即保持对自己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的尊重和继承，并运用本民族独特的语言和风格来展现本民族独特的视角和声音，让人民性在世界性中找到自己的站位。创意写作价值观念是关于创意写作的作用、意义和价值的观念性认识，它是创意写作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思想传统都会影响人们对创意写作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变化。党圣元在《论文学价值观念的基本规定性》[7]一文中认为，任何一个具体历史时期或社会环境下形成并流行起来的某种特定写作价值观念都必然具有其基本规定性，党圣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并结合中国现实情况和现代化进程，提出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写作价值观念应该具有的基本规定性，他的这一理论观点，也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创意写作价值观念所需要的基本框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创意写作人民性价值观问题，分析人民性价值观的概念界定、历史演变、现实意义及可能的创作实践。依据党圣元先生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结论性地认为：人民性创意写作价值观首先要以人民为中心，反映人民的生活、情感、理想、追求，表达对人民的尊重、关爱、支持，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和审美需求；其次，人民性创意写作价值观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人民性精神，借鉴和吸收世界各国先进文化中所体现的人民性价值，结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实条件和时代特征，创造出具有时代气息和国际视野的新型人民性文学；文学要选择贴近人民生活、反映时代变化、展现社会进步、揭示历史真相等主题内容，运用真实感动、善良美好、积极向上、富有创意等审美手段，塑造典型形象、传递正能量、激发思考情感、引导道德风尚等艺术效果，创意写作要通过积极参与创意国家建设，为增强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提供精神支撑，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道德借鉴，为推动科技创新提供灵感源泉，为提升国际影响力提供软实力资源。坚持人民性，创意写作必须拥有底层情怀，底层情怀是指创意写作的动力、目的和价值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状态，它是写作者主动地站在底层立场，体验底层感情，抒发底层思想，让自己与底层劳动者同呼吸共命运的一种精神状态。不同的创意写作者可能对底层的理解各有不同，但他们在这些方面是一定有共同底色的：（1）把底层意识建立在对普遍人性的观察之上，而不是把底层意识变成狭隘嫉恨和廉价的同情，底层情怀以对人类整体人性和全社会各阶层的深刻洞察和关注为前提，要以能够发现和表达人类存在中的普遍问题、困境、矛盾、梦想以及社会现实中的变化、冲突、进步、挑战为前提；（2）对底层语言和底层生活的热爱和探索，创意写作要能够运用底层语言，发掘底层语言的力量，创造出新颖、有趣、感人、引人入胜的底层生活描写形式和内容，展现底层社会独特的思想风格和声音，发掘底层生活的审美魅力与生活美感；（3）对知识分子自我和上层阶层的局限有深刻认识，客服知识阶层的固有欠缺，能从他者立场书写自我，能感同身受地描写底层生活，他们的经历、想法、感受等，从底层情怀角度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思维能力、情感素养。坚持人民性，创意写作要有民族坚守和担当。创意写作的民族风格坚守，是指在创作过程中，保持对自己文化传统和特色的尊重和继承，同时也展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和视角。创意写作的民族风格坚守，可以让人民喜闻乐见，反映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面貌，传承和弘扬我们优秀的文化遗产，反过来，一味西化，一味洋化，必不能接地气，不会有人气，也会跟人民性要求背道而驰，这一点创意写作尤其要重视，并不是所有的西方经验都适合中国，并不是所有的西方理论都能拿来主义使用，一切都应该接受中国化和民族化的检验，要有民族坚守，创意写作也才能获得真正的通人民心脉、连人民感情的时代进步。创意写作的民族风格坚守，不仅是一种艺术追求，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创意写作的民族风格坚守和人民性坚持，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创意写作的民族风格坚守要求我们在创作中体现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精神，同时也展现出我们时代的特征和价值；创意写作的人民性坚持，是指在创作中以人民为中心，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情感，满足人民的需求和愿望，提供人民有益的启示和指导；只有坚守了自己的民族风格，才能更好地表达自己对人民、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的看法和态度；只有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才能更好地赢得人民的认可和支持，让自己的作品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人民性、民族性争论，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在这一时期，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反对旧文化传统，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学，强调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一种“人民文学”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日本侵略导致的民族危机感日益强烈，人民文学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文学家开始强调民族性，认为文学应该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这种强调民族性的文学被称为“民族文学”。到了20世纪40年代初，人民文学和民族文学之间的争论变得尖锐起来。一些文学家认为，人民文学应该更强调民族性，而另一些文学家则认为，人民文学应该更加关注人民的生活和现实问题。20世纪50年代，随着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战争的胜利，随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人民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此时，人民文学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形式，更成为了一种文艺阵地，用以服务于人民的政治和文化事业。在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表现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主题的基础上同时倡导民族性，这种文学被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及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进程，新启蒙带来了重要的西方现代主义创作路向，一种向西看的潮流影响了中国文学，而今，中国进入了“新时代”建设时期，重提人民性命题并将之与民族性融合，让人民性和民族性统一，这是新时代中国创意写作的重大使命，是建设中国特色创意写作道路的必选途径，也是中国创意写作发展贡献当代中国社会、助力中国文化伟大复兴的重要方面。
四
创意写作的人民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创意写作的“国家性”；创意写作的国家性又依赖其人民性底层精神的支撑。美国学者D·G·迈尔斯的著作《美国创意写作史》[8]序言中说，他研究美国创意写作史的目的是要阐明小说和诗歌写作被称为“创造性”的理由，以及“创造性”这一形容词是什么时候开始被用于这一意义的，在迈尔斯看来，创造性起源于创意写作教育（teaching of creative writing），它比今天被称为“创造性”的小说和诗歌在历史上领先，本质上是教育改革后的创意写作创造了创意性的诗歌与小说——迈尔斯是在美国国家层面，在美国国家创意化、“创意获得”层面来讨论美国的创意写作史的。对此日本学者柴田恭亘评述道[9]：从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来考虑，“创造性获得”这一美国创意写作教育的目的，不是根据美国社会的要求自然产生的（它领先于社会自然需求），是从今后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的能力要素出发，从教育制度内部被创造出来的概念，这是一个牢牢扎根于社会体系中的教育制度，从其所包含的社会状况出发，在一定程度上自律地对自己提出的新目标。迈尔斯强调了创造性教育起源于创意写作教育这一美国教育事实，而数十年后日本学者柴田恭亘则呼应了他的这一看法，认为创意写作真正的缘起和目的是社会的“创造性的获得”（柴田一方面认为，美国创意写作教育的案例给予了现代日本教育制度一种新的思考与启示，另一方面他非常担忧，创造性在日本是否能够通过教育制度的改良与扩充而获得[10]），这两位学者都说对了。在笔者看来，麦克格尔在《创意写作的兴起》一书中的观念是对的，可以和上文提到的迈尔斯、柴田恭亘两位学者呼应，创意写作让美国社会形成了“创造性获得”，进而在战后的短短几十年里，美国的文化产业就因为这个高校机制的推动而迅速地超过了老牌的欧洲，世界文学和电影、广告等文创产业的中心由欧洲转移到了美国，以至于即使是骄傲的欧洲，也要向美国学习。1960年代中后期，欧洲突然发现，他们的年轻人开始仰慕美国文化，欧洲的文化自信丧失了，欧洲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对西方文化的领先地位和领导权，就在老欧洲沾沾自喜于非议市场、非议文化工业、非议创意产业、非议美国的创意学科的时刻，美国已经飞快地超过了老欧洲。之前让老欧洲赖以傲娇的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批判主义，除了质疑“文化资本的贪婪”“文化工业的机械复制”“文化产品对无产者的愚弄”之外，对于文化创造一无是处，他们似乎只知道否定什么而不知道创造什么。他们到底是在批判资本主义，还是在批判美国的创意获得？——其实，他们只不过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外衣掩饰下，表达了一种对美国文化领先地位、领导地位的虚妄鄙视和追赶无望的悲哀。首先醒过来的是英国人，英国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从红砖大学（红色砖瓦建筑时代）向玻璃大学（钢结构玻璃建筑时代）的改革，东英吉利大学这样的新高校就在这时被创建了起来。纵观英国接受创意写作学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英国高校由之前的热衷于对美国创意产业做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而转向学习和引进，这种180度的大转折，就发生在这个背景下。创意写作学科肇始高校的东英吉利大学，它的创始，是从引进美国经验和从教人员开始的。1963年，东英吉利大学成立，甫一建校，创意写作就作为一门课程出现在了它的校园里。曾在东英吉利大学创意写作专业任教的凯瑟琳·霍利韦尔（Kathryn Holeywell）以《东英吉利大学创意写作项目的起源1963-1966》（The Origins of a Creative Writing Programme at the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1963–1966）[11]追溯东英吉利大学的创意写作发展史，认为“创意写作的历史始于大学早期管理部门制定的一系列政策”，东英吉利大学以撼动传统英国大学体系为目标，第一任副校长弗兰克·西斯尔思韦特（Frank Thistlethwaite）年轻时曾在美国生活，拥有美国高校发展创意教育方面的见识和观念，他非常明确地提出要向美国学习，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在东英吉利大学开设创意写作课的政策。他说服他的前同事瓦特离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回到英国担任东英吉利大学英语研究院首任院长。瓦特于1948年与1962年间居住在美国，在美国高校教授作文课，学习了美国的方式，认为创意写作教学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有创造力的作家进入校园来教学[12]。瓦特提议聘任著名作家威尔逊来教学，他认为应该彻底改革英国高校的文学教育，努力增加写作课程，让写作独立于文学研究，这是他结合美国创意写作学科发展的经验为英国创意写作学科诞生做出的规划，他直接借鉴的经验是哈佛大学，因为哈佛大学的巴雷特·温德尔（Barrett Wendell）等人也是通过改革写作课程使得写作独立于文学研究的。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达国家经济开始向创意经济转型，部分发达国家为促进这种转型，将创意上升到战略高度，制定了“创意国家”战略，至此，“创意国家”的概念浮出水面，“创意”“创意写作”“创意产业”这些概念获得了某种国家政治赋予的“人民性”属性身份。创意国家战略是指通过创意产业来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创新的战略，最早发端于澳大利亚。1994年前后，澳大利亚公布了一组政策构想，提出“创意澳大利亚”计划，在该战略提出的五大目标中[13]，文学被赋予了极重要的功能，它书写澳大利亚历史和现实，承担文化历史传承和文化创意社区建设功能，培养创意人才，为创意国家提供基本原创及精神支撑，对澳大利亚传统的文人型、专业作家型案头文学作家作品提出了创意产业化及社会化服务的转型要求。1997年，英国提出了“新英国”计划，设置文化传媒和体育部作为创意产业推动机构，公布了创意国家战略（Creative Britain）[14]，以提升英国创意产业的世界影响力，促进英国成为全球创意中心，是时英国排名前一百的高校中，有八十多所高校建立了创意写作学科，培养创意人才，英国出现了纯文学向创意文学的转型，大量创作人才开始转向报刊杂志、影视、广告及社区，成为产业生力军和公共文化服务主力。1998年，新加坡将创意产业确定为21世纪的重要支柱产业，启动了《创意新加坡》计划。2001年，新加坡提出了“迎来文艺复兴，进入创意经济时代”的口号，并制定了“打造亚洲创意中心”的目标。随着创意国家战略的逐步实施，新加坡在全球创意经济浪潮中迅速崭露头角。同时，韩国和日本也在同一年提出了创意国家战略，韩国颁布了《文化产业振兴法》，倡导“资源有限，创意无限”的理念。日本也制定了《文化立国战略》，提倡“创意关系国家兴亡”的理念。由于这些转型战略的影响，如今韩国电视剧和日本动漫已成为世界级文化现象。2011年，欧盟制订了一个覆盖多个国家的创意国家战略——“创意欧洲”，该战略旨在2014—2020年期间促进文化、传媒等行业的发展，并将其纳入同一体系中，该战略还倡导并支持跨境的合作和运营方式，并为创意产业和各种文化项目（如文物修复、文化基础建设和服务、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输出）提供资金支持。2010年，中国提出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旨在通过创意产业来推动经济发展和文化创新。该规划包括了设计、电影、游戏、音乐和数字出版等多个领域，并提供了相关的政策和资金支持。由此中国由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制造”进入了“中国创意”时代，中国与世界接轨，经济逐步进入创意经济时代，国家开启了创意化转型。从发达国家的“创意国家”实践和中国的文化发展状况来看，“创意国家”不仅是“创意经济”的简单升级版，而是一个全新的国家发展和治理理念，它将文化创意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创意经济时代，国家创意化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作为创意国家战略实施底层基础设施建设的创意写作，走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性之路，是新时代中国创意写作发展的必然性路径。“创意国家”战略要求我们极端重视保护文化多样性，而文化多样性前提下的创意写作一定是基于人民性写作的，没有人民性写作，文化多样性就无从谈起；创意国家战略要求国家的的文化治理促进社会活力和福祉，让文化成为全民福利，文化不在是某个特定社会阶层的权利，而是全社会福利，文化也不仅仅是因其作为成品而成为福利，实际上，现代国家，文化福利条件下，创意社区建设，是把社区文化创造力的生成和培养当做福利，因而创意写作会深入的社区搭建和打造各类创意写作工作坊，让社区大众和底层发声，使得各类工作坊成为社区文化福利的源泉；创意国家战略要求提升全体国民的文化生活质量， 并以此为前提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以此为视角，我们要跟上世界“创意国家”的步伐，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的政策资源和社会经济基础优势，而人民性创意写作无疑是我们的众多优势中的一种，让创意写作更多地获得其人民性支撑，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情感、价值观等，拓展中国多元文化空间，打造中国人民性写作优势，让创意写作因其人民性特征而影响更多的读者，进而助力中国创意国家建设，这是创意写作应有的国家担当。要释放文化创意驱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力，我们需要加强教育体系的创新转型，培养创作创意及创新创意人才，营造全民创意氛围，让创意成为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要注重文化治理，建设创意社区，促进文化多样性和族群融合，将创意的激发和表达、欣赏纳入社会福利，从而实现从物质温饱福祉向精神文化福祉的转型。同时，我们也要将“创意中国”战略作为提升国民文化生活质量的主要途径，通过建设创意公民，打造文化生产和输出大国。
研究本世纪以来的世界各国国家创意化进程以及中国的状况，我们会发现，创意写作的中国引进要稍稍晚于文化研究的引进，但是，我们是否也像英国和欧洲一样，意识到了文化研究对资本主义文化生产批判的局限？我们是否意识到了打造人民性创意写作对于一个国家在文化创意产业、文化生产力世界级竞争优势获得的重要性呢？创意经济时代，创意写作的人民性在于，它应该是一场新兴的人民运动，我们的人民应该更多更广更深地参与到这场人民性运动大潮中来，如果说，西方创意先发国家的成功意味着创意经济的GDP比重已经超过31%（2017年美国的文化创意产业规模已经远远地超过了6万亿美元），那么在我们国家，创意经济占GDP比值多数地区还低于6%的时候，我们似乎更需要特别地强调创意写作的人民性特征，对比欧美先发创意国家的文化创意经济GDP占比，让全国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参与到创意写作的读写中来，培养创意市民，打造中国的“人人能写作”未来，让创意文化生产和消费获得更高的社会经济张力，助理国家成为创意强国，创意写作的人民性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创意写作与当代中国文学生态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BZW174）。
注释:
1.陈力丹：《党性和人民性的提出、争论和归结——习近平重新并提“党性”和“人民性”的思想溯源与现实意义》，《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6月。
2.王晓华：《人民性的两个维度与文学的方向——与方维保、张丽军先生商榷》，《文艺争鸣》，2006年1月。
3.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1807年2月27日出生于缅因州波特兰城一个律师家庭。1822年进入博多因学院，与霍桑是同班同学。毕业后去过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等地，研究这些国家的语言和文学。1836年开始在哈佛大学讲授语言,文学长达十八年，致力于介绍欧洲文化和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成为新英格兰文化中心剑桥文学界和社交界的重要人物。
4.参见《创意写作的兴起》一书相关章节的论述。事实上创意写作学科一直在和这种“资产阶级机制化”做斗争，但也一直在被质疑。马克·麦克格尔：《创意写作的兴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5.美国著名作家，1958年出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拥有科罗拉多矿业学院的地球物理工程专业学士和雪城大学创意写作硕士学位；美国当代杰出短篇小说家之一，目前在雪城大学教授创意写作。
6.George Saunders：《A Swim in a Pond in the Rain:A Swim in a Pondin the Rain》，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2022。
7.党圣元：《论文学价值观念的基本规定性》，《学术研究》1996年3月。
8.D.G.迈尔斯：《美国创意写作史》，高尔雅译，葛红兵校译，上海大学出版社，2022，第1页。
9.柴田恭亘：《文献レビュー>アメリカ文芸創作教育の成立史―D.G.マイヤーズ『ゾウが教える』》，教育·社会·文化：研究紀要，2022年，22:1-12。
10.此处论述引用了我的学生李雅琪的《日本高校创意写作发展述评》（未刊稿）中的相关论述。
11.Holeywell, Kathryn：《The Origins of a Creative Writing Programme at the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1963–1966》，《New Writing》2009年1月。.
12.Drabble：《Angus Wilson a biography》，Minerva，1995。
13.Australian Government：《Creative Australia：National Cultural Policy》，2013。.
14.Department for Digital, Culture, Media & Sport(DCMS)：《Creative Britain：New Talents for the New Economy》，2008。
本文原刊于《南方文坛》2023年第4期
作者简介
葛红兵：男，1968年生，江苏南通人，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创意写作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协会会长。
范天玉：女，1994年11月生，陕西西安人，主要从事美国创意写作史、创意写作基础理论及教学研究，现为上海大学中国创意写作中心博士研究生。